近日，中央档案馆公布了以俄罗斯联邦档案部门提供的开国大典彩色影片为基础剪辑制作的开国大典影像档案。

　　吴玉章（1878年12月30日－1966年12月12日），原名永珊，字树人，四川荣县人；是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家、教育家、历史学家和语言文字学家、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开拓者。他于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命名组建时担任校长长达17年，直至1966年逝世，为人民大学的诞生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被尊称为“延安五老”之一。

　　吴玉章同志一生历经旧主义、新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三个历史时期，始终为社会进步、民族解放、国家昌盛和党的事业殚精竭虑，实现了“春蚕到死丝方尽，人至期颐亦不休四川美食特点介绍，一息尚存须努力，留得青年好范畴”的自励之言。

　　吴玉章自幼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12岁时和二哥一起进入成都著名的尊经书院读书。尊经书院对四川知识界风气有很大影响，培养了一批在四川乃至全国都有影响的人物，可以说是造就四川人才的摇篮。于是吴玉章从小便养成了关心国家大事的习惯。他爱读历史书籍，最喜诵读历史上民族英雄的诗文著作，常常一灯荧然，每至更深。他非常景仰诸葛亮、范仲淹、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杰出人物。优秀传统文化培育了吴玉章的民族气节和气节，也让其爱国主义思想随之萌芽。

　　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失败全国各地美食简笔画，清王朝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消息传来，吴玉章和二哥吴永锟抱头痛哭。文天祥的《正气歌》等爱国诗篇激发了他的爱国，与二哥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相期许，他想以“坚韧沉毅”四个字为行动的指南，想做点有益于人、有益于国的事情。

　　在灭种的危机面前，康有为、梁启超等发起了“公车上书”活动，希望清王朝能变法图强。爱国知识分子纷纷办报刊，建学会，著书立说鼓吹变法维新，救亡图存四川菜谱名字大全。一时间，变法维新从一种逐步转变成一种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运动，并由沿海中心城市向全国各地蔓延，逐渐形成潮流，到1898年戊戍变法达到。受此巨大影响，使吴玉章更增强了爱国责任感，他开始投身于“救亡图存”的活动之中。当时他在自贡旭川书院求学，阅读了蜚声海内外的《时务报》《万国公报》《蜀学报》等报刊上登载的宣传维新变法的文章，为维新变法的理论所折服。他回忆说：“中国的出路究竟何在呢?我有些茫然。正当我在上十分苦闷的时候，传来了康粱变法维新的思想，我于是热烈地接受了它。”在这一时期，吴玉章选择了主张变法维新的改良主义思想。于是在信息尚不发达的四川内地，吴玉章积极宣传变法维新思想，实际上成了附近各县“一个新政的宣传者”，于是人们就送给他一个外号叫“时务大家”。

　　然而，戊戌变法很快就失败了，但是吴玉章对康梁维新理论并没有丧失信心，他进一步学习了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维新著作，康梁主张的君主立宪思想，比较切合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吴玉章的想法。同时他又阅读了《天演论》等西方著作。《天演论》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翻译出版的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的中译本。该书以大量的事实论证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规律，说明只有自强不息，才能不断进化，转弱为强，获得生存与发展的权利，否则只能灭种，“被优胜劣汰之公例”所淘汰。该书乃当时爱国人士之必读书，风行全国。吴玉章说：“它好似替我们敲起了警钟，使我们惊悚于的危险，不得不奋起图存。”因此吴玉章对于清王朝的顽固派极为愤恨。他需要寻求新的道路和希望。

　　1902年底，吴玉章受到留学大潮的影响，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踏上留学日本的路途。在乘船辗转上海途经长江三峡天险时，面对咆哮东逝的长江水和雄伟的夔门两侧高山，他以《东游述志》为题，赋诗一首，表达寻求救国救民真理，振兴中华的凌云壮志和爱国热忱：“不辞艰险出夔门，救国图强一片心。莫谓东方皆落后，亚洲崛起有黄人。”

　　1903年初，吴玉章到达日本，进入成城学校学习。他学习刻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只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就完成了日本五年制中学的全部课程。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开始学习各种西方和科学的知识。在此期间，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同志，并积极参加了留日学生组织的反对沙俄强占我国东北领土的斗争即拒俄运动。拒俄运动是青年学生自发组织的爱国行动，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精神。但是清王朝却认为大逆不道加以，这使包括吴玉章在内的留学生们看清楚了清王朝的实质，认识到要救国救民，首先要反对进而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加上他阅读了家邹容的《军》、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书》等宣传反清的文章后，对吴玉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促使他从维新变法的改良主义思想向的思想转变。

　　1905年，中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来到日本，与黄兴、宋教仁等家一道建立了中国同盟会。吴玉章积极参加了同盟会的筹备工作，由于他在中国留学生中颇有声望，因而当选为同盟会最高权力机构“评议部”的评议员。这一时期，他选择了资产阶级思想。吴玉章拥护孙中山的领导，拥护三义，坚定地参与同盟会的活动，自1906年始，孙中山、黄兴就长期致力于各地的反满武装斗争或暗杀恐怖活动，他们无力关注同盟会自身建设，这就使留存于日本的同盟会总部出现严重的组织危机，一些党人经不起失败的考验，在上日益消极怠惰，在组织上脱离同盟会的倾向十分突出，从而造成同盟会内部涣散，一时之际大家群龙无首，十分希望能改变这种一盘散沙的不利局面。吴玉章及时担负起振兴同盟会组织的重任，他与四川的张懋隆、李肇甫，湖南的欧阳振声、彭允彝、刘彦，广东的何天炯、熊越山，广西的覃超，江西的王有兰。江苏的陈剑虹，安徽的常恒芳、陈策，福建的林时爽、李恢、郑烈，云南的吕天民、张大义，贵州的平刚，山西的景定成，陕西的井勿幕、赵世钰，山东的丁维汾等同盟会员经常联系，不断聚会，这样一来差不多同盟会每省支部都有重要人物参加活动，客观上形成了各省同盟会负责人联席会议，从而使东京总部的工作不致于因孙、黄缺席而涣散，曾经几近一潭死水的同盟会重新泛起阵阵涟漪，吴玉章的组织工作给资产阶级政党的内部注入了活力。

　　任何一场都必须先有的准备作导向，希冀唤起民众、开启民智、形成民识，然后才能付诸实践，吴玉章深谙个中门道。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以《民报》为喉舌，号召人民起来满清，建立共和，收回土地，实现和平。其鲜明的主张必然为清朝政府所不容，随即立即被禁止在国内发行和传播。同盟会为打破宣传工作的被动局面，号召留日各省籍学人以同乡之名，创设地方性报刊，以地方报刊之名行《民报》宣传之实。吴玉章被川籍学生共推，接手《鹃声》改为《四川》，并向日本学校请病假一年，专心致志筹办刊物。《四川》杂志一出世就以鲜明的姿态，对外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对内坚决反对清朝统治，它的思想虽然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大抵是爱国主义和主义的。在当时来说，它算是最进步、最的刊物之一。《四川》杂志在吴玉章的主持下，高举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大旗，以四川人民的代言人为己任，激励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破黑暗腐朽的旧世界，创大放光明的新国家。《四川》杂志的出版发行，为四川甚至全国的反清武装起义和辛亥奠定了思想基础。正因为如此，它引起了清王朝的极端恐慌和仇恨。他们派唐绍仪勾结日本政府对其查处，不仅没收了第四期刊物，还将吴玉章起诉至日本法院。吴玉章以编辑兼发行的身份出庭，被日本法庭判处徒刑半年(缓刑)，罚款100元，查禁杂志。尽管遭到派的禁止，但《四川》已声名远播。如果没有《四川》的大力提倡和鼓吹，四川保路运动就不会形成那样大规模的声势。由吴玉章亲手创办的《四川》杂志宣传了的先进思想与实践理论，为辛亥的爆发提供了思想准备。

　　同盟会成立后，将武装斗争作为的主要手段，随之领导和开展了在湖南、广东、广西、安徽、云南等地的武装起义，这些斗争虽然沉重打击了清政府的封建统治，但都无一例外遭到了失败，党人的力量受到严重削弱。究其原因是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派力量单薄，没有进一步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这些血腥的教训说明了要在中国同强大的封建势力作斗争，仅仅依靠资产阶级派的孤军奋战是远远不够的，没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阶级的支持、配合是根本无法取得成功。吴玉章与同盟会中的极少数同志是最早认识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其他阶级、阶层的参与，以实现各阶级大联合的重要性。他利用长兄吴祥慈在四川哥老会的势力，通过其介绍，加入了四川的袍哥组织，并联合了一些会党的“大爷”，在其他省籍同盟会员的积极配合下，最终将各省的哥老会、孝友会、三合会、三点会的首领邀集在一起，于1907年下半年结成一个统一的组织一共进会。四川的张百祥被推举为共同领袖。这个组织的建立，直接促成了后来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共进会虽然以同盟会的章程为宗旨。但特别注重反满兴中的宣传，它将中国南方各省绝大多数会党都团结在反满兴中的旗帜下，无形之中扩大了同盟会的外围群众基础。到1911年7月，共进会与文学社合作，将湖北新军16000人中的5000人发展为成员，成功地将清政府统治的支柱一新军逐渐演变为的武装力量，客观上，为辛亥的爆发集聚了力量。

　　1911年5月，清政府借“铁路干线国有”之名，强行接收各省铁路公司，四川各地民众迅速掀起保路运动，1911年5月9日，清政府宣布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并与英、法、美、德四国银行团签订借款合同，将粤汉、川汉铁路拱手出卖给帝国主义。清政府夺路卖路的行径，激起全国公愤。保路风潮首先在湖南兴起，而尤以四川最为壮烈。6月17日，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召集股东和各团体开会，一致决定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拼死“破约保路”。接着，各州县纷纷成立保路同志协会或分会，风潮波及全川，声势越来越大。四川保路风潮是由立宪派发动和领导的。他们力图把运动控制在“文明争路”的范围内，要人们只求争路，不反官府，不打教堂，更不得聚众。同盟会虽然没有掌握保路风潮的领导权，但他们执行“借保路之名，行之实”的策略，暗中联络会党，准备武装起义。清政府严令四川总督赵尔丰武力弹压保路民众。9月7日，赵尔丰诱捕了保路同志会的蒲殿俊、罗纶、邓孝可、张澜等人，并下令军警开枪无辜的民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这成为同志军武装起义的导火线。成都附近的同志军首先揭竿而起，围攻成都。各地同志军闻风响应，起义烽火燃遍巴山蜀水。

　　与此同时，吴玉章受命从日本回四川开展反清斗争。1911年9月，吴玉章回到家乡荣县，正遇见同盟会员龙鸣剑、王天杰率领起义的保路同志军去攻打成都。龙鸣剑即委托吴玉章巩固荣县根据地，吴玉章慨然允诺。他在、经济、军事等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荣县“首义实先天下”奠定了基础。1911年10月，王天杰率领同志军回师荣县，吴玉章认为荣县独立、建立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即提出荣县独立，自理县政的主张，得到王天杰等人的支持。在吴玉章全国各地美食简笔画、王天杰等领导下，宣布荣县独立，建立政权。这是四川辛亥中由同盟会建立的最早的县级政权，开辛亥中地方政权之先河。11月底吴玉章又赴内江领导建立了政权。之后又赶赴重庆协助蜀军政府戡平内乱，巩固重庆政权。1912年1月，吴玉章受重庆蜀军政府委派，与杨庶堪一道代表四川赴南京参加中华临时政府工作。

　　四川保路风潮和同志军大起义，是辛亥的重要组成部分。孙中山曾高度评价四川人民在辛亥中的历史功绩：“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在1940年，中央在为吴老补做六十大寿的贺词中这样评价他：你是中国最先进最觉悟的老战士，你始终是前进的，你始终是站在时代的前面而奋斗着。因此，你始而参加了同盟会的领导，进而参加的领导，更进而参加党的领导…你是杀摄政王的组织者，你是黄花岗起义的参加者，你是辛亥时内江起义的英雄，你是1925—1927大的领导者…你的生活和斗争，是近几十年里一部活的中国史的缩影！

　　在艰难曲折中探寻中国线日，临时总统孙中山卸任，辛亥的果实被袁世凯攫取。时任临时总统府秘书的吴玉章“不随潮流的高低而定作事的冷热”，拒绝了袁世凯政府的所有官职，“始终忠于职务，收拾残局，讲求善后”，极心奔走于讨袁的二次，但因失败被袁世凯下令“必须捉拿”，幸而与蔡元培等教育部里多人的关系，获得留学经费，于1913年冬法国。初到法国的吴玉章，常幻想不久又要到来，时时准备回国，不料势力日增，半年后帝国主义第一次大战爆发全国各地美食简笔画，发现自己留学日本时“科学第一”的口号并不能挽救中国当时局势，于1914年秋，入法国巴黎法科大学改学经济。不久，蔡元培等也到了法国，吴玉章一边广泛地接触并研究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著述，一边与蔡元培、李石曾等组织华法教育会，扩大之前留法勤工俭学会，开办华工教育，改良法国招华工条约等，并时时关注国内局势，由法国社会党议员穆德介绍，在伦敦游说英国社会党议员提议政府不借款给袁世凯政府，助力国内反袁斗争。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暴病而死四川菜谱名字大全。此时，社会主义开始风起云涌，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想流派盛行一时。早在1903年，吴玉章在日本东京曾经读过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已感到这种学说的新鲜，不过那时候吴玉章忙于学业和从事活动，对这种学说没有进行深入研究。到巴黎后，再学习这种学说，倍感亲切。他又想法找了一些类似的书籍来看，社会主义书籍中所描绘的人人平等、消灭贫富差距的远大理想等内容，极大地鼓舞了吴玉章。之后，吴玉章结合当时世界和国内形势，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

　　袁世凯垮台后，吴玉章从法国回到祖国。但北洋军阀继续其统治，分化成直皖奉三大派系，这些派系间激烈的争权夺利，使中国更加民不聊生。之后，吴玉章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运动，但也以失败告终。吴玉章深感南北军阀都是“一丘之貉”，要自救只有靠自己。因此各省有自治运动，但这仅是地方军阀、政客投机的办法，对扭转全国时局并没有出路。

　　十月和五四运动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曙光。在四川期间，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研究和对的进一步了解，结合之前的经历，吴玉章认真总结了两条教训“一个是不彻底推翻封建军阀，决不能讲求改革，这就是说不不能建设新的社会；一个是没有的党，只是乌合之众绝不能成事。”这就使吴玉章更加“坚决地相信列宁的理论和组织列宁的、斗争的、的党是必要”。当时，四川和外面的交通完全隔绝，不能知道外边已经有了党的组织。四川只有恽代英同志等领导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吴玉章因年龄不符合要求，不能加入。1922年成都高师爆发了驱逐校长贺伯忠的风潮，学生们强烈要求吴玉章出任校长。吴玉章于1923年冬，与杨尚昆同志的哥哥杨闇公等20余人经过反复研究，于1924年1月12日，在校中秘密组织成立了一个“中国青年党”四川菜谱名字大全，简称YC团，并开始积极筹办机关报《赤心评论》。吴玉章撰写的重要文章《人类生活问题当如何解决》连续刊登在创刊号及第二期上。杨闇公把《赤心评论》称为YC团的化身。《赤心评论》从1924年5月1日创刊到1926年10月，共出16期，其中大都是刊登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文章。由于它是国内外公开发行，北上广等大都市和巴黎、东京都设有分售处，影响十分广泛。

　　1925年4月，吴玉章经赵世炎、童庸生、李国暄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党，从一个者变成了一个主义者。中央考虑到他与孙中山和深厚的历史关系，决定让他仍留在内，以便做统一战线的工作。他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在内作统一战线的工作，增强了四川左派的力量，促进了国民在四川的发展。在国民政府内，他始终旗帜鲜明地反对蒋介石的和，保护工农运动。他不惧白色恐怖，坚持斗争到最后，充分展现了一个家的气魄和一个主义者的坚定意志。期间，为了配合国动的开展，吴玉章提出了在四川采取某些军事行动的设想，他首选驻顺庆（今南充）的川军作为争取对象，并在其他驻川军队中作工作，为四川顺泸起义创造了条件。顺泸起义是中国党第一次独立领导的武装起义，为中国党在地方军队中策动军事作了较早的尝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927年，吴玉章参加二届三中全会，这次大会是由左派人士和党员联合召开的一个会议，旨在限制蒋介石军事、提高党权、维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的决议案。宋庆龄、孙科、宋子文、、林柏渠、董必武等人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在这次会上，吴玉章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并代理中央组织部部长等职。

　　蒋汪背叛后，1927年8月1日，吴玉章以党员的身份，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担任起义委员会秘书长。起义失败以后，他接受党中央的安排，和刘伯承、林伯渠等人秘密前往苏联。吴玉章不仅是南昌起义的参加者、组织者之一，而且是最早详细地向国际报告和向国际社会披露起义详细经过的人，撰写了长达十一万字的《八一》一书对起义进行科学总结。在苏联，他担任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部主任、海参崴列宁主义工人学校校长，在辛勤工作的同时，还致力于研究中国历史。

　　正如吴玉章自己总结的一样：“入党的那年已经四十六岁，我的前半生是在一条崎岖不平的道路上摸索前进的。从我少年时代起，就为国家的忧患而痛苦，而焦虑，而奔走，企图在豺狼遍地的荒野中找出一条光明大道。但是，找了将近三十年，经过失败，胜利，再失败，直到十月，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到中国以后，我才找到了真理，踏上了一条正确光明的大道。我所经历的途程是多么漫长，多么艰难啊！”

　　1931年“九一八”事变拉开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序幕。临时中央领导下的中国党忽视了国内主要矛盾已经逐渐转变为中日的事实，错误估计了国际国内的形势， 继续推行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方针，使党和红军坐失国内抗日运动高涨的良机，使自己陷于孤立，并遭受了严重损失。1933年9月至1935年夏，吴玉章受驻国际代表团的委派，担任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部主任，负责训练中国干部的工作。经过长期的思考，吴玉章清楚地认识到，“九一八”事变以后中日的日益尖锐，要求中国党将原来在三个条件下与中愿意和我们合作抗日的协定及时提高到建立全民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高度。在参加国际“七大”筹备工作时，吴玉章从季米特洛夫处了解到各国党要根据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迫切需要和各国的实际情况，重新确定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战略和策略。得知这一新的指示精神，吴玉章十分高兴。1935年6月初，吴玉章在莫斯科听到《何梅协定》签订及平津日寇封闭、爱国人民的消息后，心急如焚，急电在南俄休养的王明回来共商对策。王明接电后迅速返回莫斯科，在国际的帮助和指导下，根据新的指示精神和吴玉章的意见，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经过驻国际代表团热烈讨论后定稿。这就是后来提交国际“七大”并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的著名的《八一宣言》。《八一宣言》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党对和阶级矛盾有了新的认识， 初步纠正了关门主义的错误，在社会各阶层中引起强烈的反响，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吴玉章自始至终参与了《八一宣言》酝酿、起草、讨论、修改的全部工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做好了理论准备。《八一宣言》发表以后，吴玉章利用一切机会，大力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国际“七大”在莫斯科召开，吴玉章参加了大会并作了长篇发言。他对在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迫切性作了精辟阐述：“反帝的人民统一战线在中国则更加重要，因为那里的民族危机已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他向大会报告了领导的中国红军长征的英雄业绩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强调只有中国苏维埃和中国红军才能完成和组织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吴玉章慷慨激昂的发言在当时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在代表们的热烈鼓掌欢迎中，王荣（吴玉章的化名）同志讲话，他说在中国广阔的四川、北方的丘陵和满洲正在组织反帝人民统一战线。王荣同志呼吁，所有中国人民的儿女、所有为反对民族耻辱政策而愤怒的人们，为建立国防政府而奋斗”。

　　1935年11月，吴玉章受党委派去巴黎领导《救国报》的工作。他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吴玉章抵达巴黎后迅速将已被法国当局勒令停刊的《救国报》改为《救国时报》，赶在1935年12月9日重新出版发行。《救国时报》成为中国党在国外从事抗日宣传的机关报，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它在创刊号中明确指出“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条件下，中国的唯一出路就是全民族一致对外，建立全民救国的联合战线”《救国时报》共出版了152期，先后刊载了许多中央的文件和的著作，详细报道了国内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特别是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情况。《救国时报》的这些工作，“对于当时正处在苦难中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国人民来说，是很大的鼓舞”。它紧紧围绕抗日救国的主题，发行量迅速扩大，最高达到2万份，遍及 43个国家，受到了国内外同胞特别是爱国青年的欢迎。东北抗联第一军总司令杨靖宇曾写信感谢《救国时报》：“贵报之内容精彩，议论正确，固不必说，而所标出宗旨为‘不分党派，不问信仰，团结全民，抗日救国’正与敝军之宗旨相合……我们应该更感谢贵报的，就是你们关于东北义勇军抗日的消息登载独多，使我们全体士兵看到，抗日杀贼的意志愈益坚决兴奋。”事实表明，吴玉章领导下的《救国时报》，扩大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国内外的影响，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营造了有利的环境。

　　除了主办《救国时报》外，吴玉章还利用各种机会亲自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驻国际代表团决定派遣吴玉章到西欧做国际宣传工作。吴玉章到达巴黎后，坚持走群众路线，向法国同情中国人民、支持中国抗战的广大人民特别是工人群众进行宣传，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出现了“日本商人到法国飞机厂参观时，遭到工人的，弄得那些日本人狼狈而去；英船工人拒绝为日本运送”的局面。1937 年12月11日，吴玉章在世界反战反法西斯委员会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作了《中国能战胜日本》的演讲，明确指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目的“不仅在于企图灭亡我五千年文明古国， 奴役我伟大而和平的中华民族，而且是向着世界和平正义挑衅，向着世界一切进步人士人类进攻”。他详细分析了有利于中国抗战的五大主要因素，指出最后的胜利必将属于中国。吴玉章的演讲坚定了与会听众结成反法西斯联盟的决心。

　　1938年2月，吴玉章出席伦敦世界反侵略大会，在会上作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新阶段》的讲演，强调指出：“只要我们能够坚固保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日寇坚决抗战到底……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受到了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1938年3月，吴玉章动身回国，途经新加坡、西贡等地，沿途多次进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工作，有力地扩大了统一战线政策在这些地方的影响全国各地美食简笔画。

　　1938年4月，吴玉章回国，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昂扬的斗志投入到宣传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斗中。首先，吴玉章广泛地向人民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指出抗战的光明前景，坚定了广大民众抗战到底、抗战必胜的信念。1938年4月，吴玉章回到武汉，不少新知旧友、青年老头纷纷向刚刚从海外归来的他询问情况，“莫不欲探知世界大势及国际间对我抗战的态度”。吴玉章详细地向他们介绍了苏联的处境和援助民族战争的国策，指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是一致的，法西斯必败。吴玉章强调，中国抗战固然需要国际援助，但最主要的还是靠自己，以中国的人力物力，只要能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四川美食特点介绍，顾及民生，同心同德，抗战的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国。1938年6月，吴玉章先后去了重庆、成都，一路上受到了人民的热烈欢迎，“出席各种同学会、学生会、救国会、妇女慰劳会、青年会等”他每天忙于在各处欢迎会作抗日演讲和宣传，利用公共场所、会议讲台， 广泛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光明前途及世界反法西斯的情况，并对中国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作详尽的介绍，还将一些抗日书籍和自己新出的《吴玉章抗战言论选集》分发给人民群众，增强广大民众对我党政策的了解和支持。在对人民做广泛宣传时，吴玉章反复强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只有坚持中国党的领导，才能把全国人民紧密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面大旗下，才能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他详细分析了中国工人阶级的特点以及在中国时期的作用，指出“为了我们民族解放人类解放的光辉事业，我们要紧紧团结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中国党的周围……在各种各式的斗争中锻炼我们自己”。与此同时，吴玉章还呼吁社会各界人士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真心爱国爱民的人，想做民族英雄的人，绝不会因小失大，决定会尽全力以巩固和扩大这个统一战线”。其次，吴玉章还坚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社会各界名流甚至是上层人物进行了争取和团结。1938年4月，吴玉章刚回到武汉，就先后和大公报主编张季鸾和重要人物张群进行了多次深谈，坦诚地向他们介绍了我党的政策，诚恳地表明了中国党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为争取抗战胜利，愿以孙中山先生的三义为基础与精诚团结，共御外侮。张群被吴玉章的坦诚所感动，表示愿意尽其所能促进国共合作。吴玉章在与《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中指出，只要我国各党各派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天天巩固下去，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是有绝对的把握的。1938年6月，吴玉章以老同盟会同志的名义与谢持、黄复生、邹鲁等的顽固派进行了交谈，用热情洋溢的语言和令人信服的事实说服他们赞同国共合作，一致对外。由于吴玉章曾在成都高师任过校长，在重庆、成都的旧知故友很多， 社会各界名流纷纷设宴邀请他介绍国际国内形势，四川地方实力派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王缵绪等也特别招待他，吴玉章充分利用每一个机会，竭尽全力地宣传党的抗战政策，有力地推动了团结抗战热潮的高涨，在社会各界产生了很大的积极影响。在吴玉章的影响下，四川地方实力派纷纷表示愿意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坚持抗战， 直至将日寇赶出中国。吴玉章在参加国民参政会的过程中还与救国会、青年党、国社党和以及黄炎培、胡景伊、张表方等著名人士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经常联合他们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一些能为国家民族前途奠定基础同时也适合团结抗战需要的提案，使党的抗战主张和政策得以实施和贯彻。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对其侵华战略进行了调整，上，改过去以军事进攻为主、诱降为辅的方针为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企图分化、诱降政府，使之妥协投降；军事上，基本停止正面战场的进攻，以保守占领区为主，集中兵力打击和消灭坚决抗日的中国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日本企图分化、诱降的阴谋很快见效全国各地美食简笔画。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等由重庆经昆明叛逃越南河内，先后尾随其叛逃的还有周佛海、陈公博、陶希圣等。汪精卫集团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其降日、甘当卖的嘴脸暴露无遗，其无耻罪恶的行径遭到了举国上下的唾弃。

　　1939年3月5日，吴玉章在回家乡荣县作抗日宣传时，邀集荣县、自贡志士、地方名流及亲友100余人，报告全国抗日形势，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无情揭露了汪精卫集团的丑恶嘴脸，痛斥了汪精卫等汉奸的叛国罪行。1939年8月，吴玉章在第四届国民参政会上发言指出：“最中心的，当然是认真肃清的言行，肃清汪派、托派和一切公开暗藏的挑拨离间国共关系，制造和扩大摩擦的阴谋诡计。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团结、坚持抗战”。吴玉章的发言赢得了与会代表最热烈的掌声，使参政会顺利通过了《惩治汉奸条例》并颁布《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文件。

　　1940年2月，吴玉章在延安各界讨汪大会上发表大义凛然的讲话《坚持抗战，非肃清投降妥协的败类不可》，深刻剖析了汪精卫甘当汉奸卖的原因，揭露了汪逆一贯的面目，指出历史上卖必将落到遭到全国人民唾弃的可耻下场。“汪逆这种妄想，只有自取灭亡而已”，“今日抗日阵营中还暗藏着一些秦桧和想做秦桧的人，他们都可以好好体会一下这些历史上的殷鉴”。吴玉章的讲演对那些企图妥协投降的人起到了很大的威慑作用。

　　吴玉章对蒋介石集团则采取了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1938年6月17日，吴玉章在成都各界代表茶会上指出，国共两党之间存在的摩擦主要是由误会、成见和敌人的挑拨离间造成的，只要大家开诚布公，精诚团结，误会可以克服，成见可以消除，敌人的挑拨离间也很难生效。1938 年10月，吴玉章和董必武、王明、博古等一起和蒋介石作了恳切的交谈。吴玉章以自己不愿二三其德为由坚决拒绝了蒋介石邀请他重返做骨干的企图，极力劝诫蒋介石以民族大义为重，与党精诚合作，团结一致，坚持抗战。1940年3月，吴玉章在延安各界促进会上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针对掀起的第一次明确指出，在抗战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正在用诱降的手段来破坏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实现“以华灭华”的毒计。他警告那些积极的人不要中了日本人的奸计，否则，“这些以‘’来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人，无论他主观上是不是想投降，而客观上是帮助日寇使中国抗战失败”，都难逃汉奸的可耻下场。1941年10月，吴玉章在《以三大希望纪念辛亥三十周年》一文中，全面剖析了军事溃败、的深层次原因，殷切期望“当权的，特别是领袖蒋先生能如丘吉尔一样的伟大，把以前的心愿四川菜谱名字大全，变为联共的热诚，和我们党精诚团结”，为民族团结和解放奋斗，希望蒋介石以抗日救国的民族大义为重，改弦更张，继续坚持国共合作。针对蒋介石始终抱着政策不放，在五届五中全会后更是出现积极、消极抗日的倾向，并于 1943年抛出《中国之命运》一书，吴玉章当即撰文《由北伐到抗战》，对蒋介石的谬论进行了无情的批驳。吴玉章列举了蒋介石历来反人民的罪行，指出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已经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的灾难，多次重申我党坚持团结、进步、抗战的立场，同时警告蒋介石国民政府“谁敢效法法西斯，谁就必遭毁灭。如其不信，被打断了脊骨的希特勒就是下场”。1943年7月，派疯狂叫嚣“取消”党、“取消”边区，并积极准备对党的军事进攻。吴玉章在延安保卫边区民众大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连用三个反问有力地斥责了蒋介石的可耻行径，“这种人够得上称中山先生的信徒吗？”“像这样的败类，‘至诚’何在？还配称中国人吗？”“难道我们还不能把他吗？”吴玉章的反问得到了台下民众响彻云霄的回应，大大地坚定了人民捍卫手中得之不易的胜利果实的信心。吴玉章最后强调四川菜谱名字大全，“谁要把历史的车轮拉向后转，谁要想破坏团结，破坏抗战，‘取消’党，进攻边区，谁就要自取灭亡！”

　　抗战胜利后，与签定了《双十协定》。但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就连续向解放区发动猖狂进攻。在军事上连遭失败后，蒋介石迫于人民要求和平的压力，宣布召开协商会议。吴玉章为七人代表之一。参加协商会议的代表团成员：周恩来、董必武、陆定一、叶剑英、邓颖超、吴玉章四川美食特点介绍、王若飞。在会上，他有原则有分寸地同派进行了斗争，使得通过的决议得以有利于和平、有利于人民。1946年5月，派中心迁往南京后，吴玉章以四川省委的公开身份留驻重庆，领导重庆《新华日报》和西南地区党的工作，这也是我党唯一在国统区公开宣布的省委。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吴玉章早年曾积极推动青年出国留学，在尔后的教育生涯中，他又锐意改革，除旧布新，并将教育纳入了事业的轨道，是我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事业的开拓者。早在1912年，吴玉章、蔡元培等就在北京发起成立了留法俭学会，1915年，他和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在法国又成立了勤工俭学会。其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的青年留学法国，为祖国培养人才。1917年2月，吴玉章抵北京，着手在方巾巷50号重建留法俭学会预备学校。由于吴玉章的热心倡导，一大批学生赴法留学，他们当中很多人也为我们所熟知：比如李富春、蔡畅、王若飞、周恩来、陈毅、等，后来成长为我们国家的栋梁。可以说，吴玉章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的家、军事家、家、科学家、教育家，也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作为教育家，他还先后担任过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等职。1948年，为了迎接最后的胜利，中央决定在河北正定成立华北大学，吴玉章被任命为华北大学校长。两年以后，华北大学迁往北京，改建成中国人民大学四川菜谱名字大全。当时《人民日报》称中国人民大学为新中国的第一个新型正规大学。吴玉章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达17年之久，为中国人民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是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为中国人民大学确立了正确的办学指导思想和方针，奠定了优良的传统和独特的校风，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人才，使中国人民大学成为新中国高等教育，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的一面旗帜。吴玉章担任校长虽年事已高，但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亲自讲课或作报告，对全校师生员工关怀备至。1958年，他回家乡荣县视察，发现家乡教育事业尤其是在基础教育师资力量方面还存在不少差距，主动把自家老宅捐献给家乡用于兴办培养基础教育师资学校——荣县师范学校，为家乡培养了万余名中小学教师。

　　吴玉章读的是古书，备尝汉字难学之苦。变法维新运动失败后，他先后留学日本和法国，认为拉丁化新文字比较适合中国的情况，更科学，更国际化。于是就开始研究和探讨中国文字的改革问题。早在延安边区时期，吴玉章与林伯渠等人组成了拉丁化中国字委员会。并亲自举办新文字，这是中国党人有组织的进行文字改革的开始。不久，新文字传入国内，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学习新文字的运动。到延安后，吴玉章又担任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会长和新文字干部学校校长，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下，在边区和抗日根据地的广大居军民中，利用新文字扫盲和提高文化。新中国成立后，吴玉章除了担任文化教育方面的职务，还担任了中国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1956年《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公布以后，全国推广普通话教学，吴玉章又为推广汉语拼音和普通话做了大量的工作，使新中国初期的群众性扫盲工作初见成效，为互联网信息时代汉语拼音输入法的广泛应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吴玉章作为跨世纪的老人，经历了中国近代许多重要历史事件，对中国历史有自己独到的研究，撰写了《辛亥》《吴玉章回忆录》《吴玉章文集》《中国历史大纲》《文学与文字》等著作。

　　吴老勤奋学习，治学严谨，在1959年曾以“我志大才疏，心雄手拙，好学问而学问无专长，喜语文而语文不成熟，无枚皋之敏捷，有司马之淹迟。是皆虚心不足，钻研不深之过。年已八十，寡过未能。东隅已失，桑榆非晚。必须痛改前非，力图挽救。戒骄戒躁，毋怠毋荒”座右铭激励自己，彰显了他谦虚谨慎、活到老学到老的优良品质。

　　吴玉章同志除了从事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工作外，还积极参政议政，担任着党和国家多方面的社会工作。他不顾年事已高，参与了宪法的起草，在促进中外交往中经常能见到他的身影。他满腔热情地探索着“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经常深入各地调查研究，为党和国家的重要决策提供了许多真知灼见。他始终关心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段，依然不顾自身安危，多次挺身而出，竭力保护遭到、反集团打击诬陷的干部，体现了一名老党员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优良品质。

　　吴玉章同志不愧为我国老一辈杰出的无产阶级家、教育家、历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他为社会进步事业鞠躬尽瘁的精神，不断追求真理，勇于革新的坚定性，严谨治学，谦虚谨慎，艰苦朴素，严于律已，宽以待人的优良作风，不为名，不图利，讲真话，办实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德，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永远受到人民的敬仰，他的丰功伟绩和高风亮节将永世长存，激励我们在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奋勇前进！

　　荣县是吴玉章的故里，如今这里产业兴旺，人民安居乐业，先辈为之奋斗的理想，正在逐步变为现实四川美食特点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