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等经济体的经济特征可能如一眼望尽的平原大地，任何政策的推进会在各地区产生同样的效果和反应。而中国经济则犹如凹凸不平的丘陵，可能没有一项政策能够起到包治百病的效果，而只能突破传统省域经济的模式，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连在一起，使丘陵尽量变成平原、风险无法积聚在某一区域的同时，亦能保证政策传导能够更加顺畅。

　　1、2018年219家国家级经开区和169家国家级高新区的GDP规模分别达到12万亿元左右，占全国GDP规模的比例也均在12-13%之间，也即二者合计贡献了全国经济规模的1/4左右，同时每个国家级经开区或高新区均至少拥有1-2家城投企业入驻。

　　2、2018年我国最大的两个经济区，即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分别以全国2.15%和0.59%的面积、全国10.74%和5.10%的人口分别创造了全国19.45%和12.01%的经济总量，且这两大经济在人均GDP上也均突破1万美元大关（长三角和粤港澳分别为121246元和152005元）。意味着两大经济区的经济总量规模已占全国的1/3，同时最具消费能力的群体也主要集中于这两大经济区。

　　显然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城市群以及国家经开区、国家级高新区等国家区域对全国经济的影响之大已无需赘述，毕竟经济总量预计可以达到全国的40-50%左右，同时考虑到两大经济区还可以进一步辐射长江中游以及西部地区，因此稳住两大经济区、国家经开区和高新区基本上可以相当于稳住了中国经济。我们甚至有理由相信，未来的国家战略将主要以两大经济区、国家经开区、国家高新区为翘板贯彻实施，政策传导也主要以它们为主，从而突破传统的省域经济模式。那么也更有理由相信，每一次国家区域战略的规划与布局必然孕育着重大业务机会，这需要金融机构主动去挖掘。

　　国家区域经济战略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最主要推动力，2019年以来国家在区域经济方面的战略规划频频，动作不断。而撇开金融业的对外开放不谈，仅就战略层面的规划便可见一斑，力度之大实属罕见。

　　具体来看，主要包括《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西部大开发、国家级经开区、中部地区崛起、城镇化部际联席会议、6个自贸区、7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2个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等15项国家级区域经济战略规划，如果将海南的自由贸易港建设纳入，意味着今年以来的国家区域经济战略规划几位是全方位、史无前例的。

　　无论是基本经济区、城镇化抑或是城市群、大都市带、都市圈等等，都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一部分，即由传统的地域经济、省域经济向区域经济、跨省级区域以及城市群转变。所谓城市群，即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以数个较大、较发达城市作为核心，借助交通网络、信息网络，共同构筑的城市集合体。

　　1、1935年，经济学家冀朝鼎先生在《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基本经济区”的概念，这很可能也是世界历史上所谓城市群的最早内涵，其在文中指出

　　“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时期，有一些地区总是比其他地区受到更多的重视。这种受到特殊重视的地区，是在牺牲其他地区利益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种地区就是统治者想要建立和维护的所谓基本经济区”。

　　2、1957年，法国地理学家Gottmann提出了“大都市带”理论，可以说是兼顾了“城市群”的内涵，其认为，

　　“在一个城市的发展过程中，会带动周边区域，并同几个规模相近、地域相邻的城市，共同组成区域中心、呈组团式或块状分布的都市群，多个都市群又会形成一个大都市带”。

　　帕累托改进是指向最优不断靠拢的过程中，在兼顾公平的同时效率也可以不断得到提高，最终达到帕累托最优的状态，这一过程便是指帕累托渐进式道路。大的周期来看，1978年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进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帕累托改进过程，既有传承亦有创新，数量明显增加、范围不断扩容、内涵不断延伸、层次逐步提升、承载使命战略性也愈发突出。而在这一过程中，各种“区”的地域概念也不断涌现。

　　1、中国的区域经济战略主要服务于城镇化过程的推进，期间主要的思路是“控制大城市、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市”，但随即引起的大城市病也越来越明显，地区间的差异以及一些中小城市和小城市面临的发展困境也越来越突出。2006年《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首次提出“把城市群推进作为城镇化的主体形态”，2008年后，一些城市群规划正式进入中央决策议程，2014年进一步明确将城市群作为城镇化的主导和基调。

　　2、事实上改革开放之初，国内对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路径和模式意见无法统一，难以在全国统一推动，因此才考虑在不同的地方专门划定特定的区域进行试点，这包括最早的经济特区，以后后来的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经济开放区，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建立经开区和高新区。

　　3、在过去三十余年的时间里，我国经济特区由4个、5个延伸至目前的7个，这是经济特区模式取得成功后的自然选择。此外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国还陆续设立了国家级经开区、国家级高新区以及国家级新区，来复制经济特区模式，截止目前，国家级经开区达到219家、国家级高新区达到169家，国家级新区也达到19家。

　　4、新世纪以来，我国上述经济功能区范围不断扩容，数量也不断增加，具体包括19个跨省的国家级城市群、7个经济特区、1个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19个国家级新区、12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7个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以及219个国家级经开区、169个国家级高新区、29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18个自由贸易试验区、17个边境经济合作区、2个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等经济功能区。其中，经济功能区为一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多为副厅建制（省会、副省级城市等为正厅级）。

　　当然各个“区”之间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具有一定的融合性，一个地方也可以有多种“区”的存在。其中，国家级新区为行政区划的一种调整方式，更多考虑区域带动；经济特区和综合改革试验区为局部试点的典型代表，只不过后者试点的对象更明确更具有针对性；高新区主要聚焦于产业发展规律，特指高新技术产业；经开区则主要聚焦于产业发展规律和区域发展规律，发挥产业的集聚优势四川内江市地图。

　　国家“十三五”规划确定了19个城市群，具体为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哈长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呼包鄂榆城市群、山西中部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宁夏沿黄城市群、兰西城市群、天山北坡城市群、滇中城市群、黔中城市群。

　　根据我们的统计四川一区算哪个大区，最近的这两届政府除规划《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设立河北雄安新区、《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等国家区域战略事件外，还在国家级经开区、高新区等传统经济区的基础上丰富其内涵（如进一步设立综合保税区、特色产业园、自由贸易区等等）。而诸如北部湾经济区、关中-天水经济区、成渝经济区、中原经济区、海峡西岸经济区等均由前任政府推动，且之前的长三角经济区和皖江城经济区、珠三角经济区也正被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和粤港澳大湾区所取代。同时就像大城市逐渐吸纳中小城市一样，小的城市群也慢慢会被大城市群而吸纳，因此下表仅列举11个主要城市群。

　　（二）对外开放进程演变：7个经济特区、19个国家级新区和12个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1、7个经济特区（始于1980年代）

　　（1）经济特区最初只是一片很小的地域范围，在我国对外经济交往经验较为匮乏、国内法律体系不健全的形势下，仅承担我国对外开放窗口的职能，也即通过赋予经济特区更为灵活开放的政策优惠（如土地和税收等）和财政自主权（某种程度上类似贸易自由港）来吸引外商投资、鼓励出口、吸收外汇。因此我国经济特区最初被称为“出口特区”。

　　1979年7月，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地试办出口特区，短暂的试办时间内便取得斐然的成绩，1980年5月这四个特区纷纷升级为经济特区。

　　（2）目前我国已设立7大经济特区，其中最具开放性的大广东地区占了4个（即深圳、珠海、汕头、海南），其背后的推动因素为深圳与香港相邻、珠海与澳门相邻、汕头华侨较为集中、海南岛与东南亚相邻。对于另外三个经济特区，分别为厦门（与相邻）、新疆的喀什和霍尔果斯（为响应西部大开发的国家战略而设）。

　　具体来看，深圳和珠海均为1980年8月批复，厦门为1980年10月批复，汕头为1981年10月批复，海南为1988年4月脱离广东而设立获批，新疆的喀什和霍尔果斯则均为2010年5月批复。

　　所谓国家级新区，是指承担国家重大发展和改革开放战略任务的综合功能区，一些行政级别通常为副部级（其余为厅级）。

　　（1）我国目前共有19大国家级新区，此外目前还有武汉长江新区、合肥滨湖新区、郑州郑东新区、南宁五象新区、乌鲁木齐新区、沈阳沈北新区、石家庄正定新区以及唐山曹妃甸新区正处于申报国家级新区的进程中。

　　（2）相较于始于1980年代的经济特区，国家级新区的问世则始于南巡后，1992年10月上海浦东新区成立，而天津滨海新区在2005年10月也才正式升格为国家级新区，其余17个新区均新设于2010年之后。

　　（3）2005年4月15日，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住建部等四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国家新区的具体规范文件，即《关于促进国家级新区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发改地区（2015）778号），此后我国新设了江北新区、福州新区、滇中新区、哈尔滨新区、长春新区、赣江新区和雄安新区等七大新区。

　　2019年5月10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重点任务》，再一次聚焦12家已成立的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所谓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除具有经开区、经济特区的内涵外，其关键词主要在于“综合”和“配套”两个字上，这也是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被称为“新特区”的重要原因。具体来看，“综合”体现为涉及到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和具体的农改区、金改区有明显的区别；而“配套”则体现为服务于区域大战略，如上海和天津分别服务于长三角一体化和京津冀一体化国家发展战略、深圳则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等。

　　2005年6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上海浦东新区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正式拉开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大幕。截止目前我国共有12家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但其承载功能有所不同。

　　（三）经济功能区（国家级经开区、国家级高新区、自由贸易区等国家产业园区）：对外进一步开放的依托平台

　　国家级经开区、国家级高新区以及自由贸易区等经济区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行政区域，只是经济功能区，一般不设置党委和政府，相当于是一级政府的派出机构，但一般均属高配，即由当地政府的副手担任。

　　（1）国家经开区始于1984年，是在借鉴经济特区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新设的一类功能经济区，1984年我国在沿海设立了14家首批国家级经开区，到目前有219家，其中东部107家、中部63家、西部49家。

　　（2）从具体文件来看四川一区算哪个大区，国务院分别于2014年10月30日印发《关于促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4〕54号）、2016年3月16日印发《关于完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考核制度促进创新驱动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14号）、2019年5月28日印发《关于推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新提升 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的意见》（国发〔2019〕11号）等政策文件以支持国家经开区的发展。

　　（3）据统计，目前我国219家国家级经开区2018年实现GDP10.2万亿元，占全国的11.3%，同比增速高达13.90%；财政收入占全国的10.60%，实际利用外资规模占全国的20.40%，进出口总额占全国的20.30%。

　　（5）国家级经开区和高新区均属于国家产业园区且人事管理均归地方，但国家级经开区归口商务部管理（更侧重传统制造业和加工业）、国家级高新区则归口科技部管理（更侧重于高新技术企业）。

　　2、162个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始于1988年）和29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始于2009年）

　　2019年9月5日，国务院批复江西南昌、新余、景德镇、鹰潭、抚州、吉安、赣州等7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这意味着目前我国国家高新区将从169个减少至162个，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则将从22个升至29个四川内江市地图。

　　（1）国家高新区的诞生肩负着“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使命。1988年我国第一家国家高新区，也即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成立，随后于1991年和1992年国务院两次集中批复了51家国家级高新区，2012年以来批复进程有所加快。

　　（2）经过30余年的发展，目前国家高新区的数量已增至155家，根据国家十三五规划，在十三五末，国家高新区数量将会达到240家左右，这意味着后续国家高新区的数量还将进一步增加。

　　（3）过去三十余年的时间里，我国国家级高新区实现了全国GDP的12%，国家高新区企业研发经费支出与园区GDP的比例为7.09%，远远高于全国2.12%的平均水平，其研发投入规模占全国的比例也达到47.10%，同时国家高新区还聚集了4.6万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占全国的40%附近）、125家独角兽企业（占全国的76.20%），产生了汉字激光照排系统、超级计算机、中文搜索引擎、集成电路器件工艺、高铁运行控制、5G移动通信、人工智能芯片等一大批关键核心技术。

　　（4）现阶段，国家高新区承载着贯彻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规划纲要》、《国家中长期科技和技术发展规模纲要（2006-2020）》、《“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十三五”发展规划》、对接中国制造2025等历史使命，正在全方位打造高科技园区并推进跨境产业链布局。当然这里面也有一定分工，即东部国家高新区更注重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能力的提高，中西部国家高新区则更注重加快先进适用技术推广和应用四川一区算哪个大区。

　　（5）多数国家级高新区主要以战略新兴产业为主，但也有例外，如内蒙古金山高新区、四川攀枝花高新区、福建三明高新区、陕西榆林高新区和广东汕头高新区以石油化工、钢铁工业等传统产业为主。

　　（6）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是在国家高新区基础上的进一步升华，即在股权激励、科技金融改革创新、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支持新型产业组织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创新企业税收政策等方面进行先行先试，以打造高质量的高科技园区。

　　2019年8月26日，国务院批复山东、江苏、广西、河北四川内江市地图、云南和黑龙江6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意味着我国自贸区的数量将由之前的12个增至目前的18个。

　　（1）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始于2013年。不过2012年召开的会议便已经将自由贸易区上升为国家战略，2017年10月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将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并探索建立自由贸易港。

　　（2）自由贸易试验区实际上是关税隔离区，其享受到的政策和自由贸易港相近。我国目前拥有18家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分别位于上海、广东、天津、福建、河南、湖北、辽宁、四川、重庆、浙江、陕西、海南、山东、江苏、广西、河北、云南、黑龙江等18个省级行政区，并在2013年（上海）、2015年（3个）、2017年（7个）、2018年（海南）以及2019年（6个）分五批设立。目前18家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面积一般均稳定在120平方公里左右。

　　（3）2018年4月，习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宣布，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2018年10月国务院便发布《关于同意设立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批复》，2018年11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化改革创新若干措施的通知》

　　很显然，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下一步是自由贸易港，也即允许境外货币、资金自由进出的港口区，且进出港区的全部或大部分货物免征关税，并准许在自由港内，开展货物自由储存、展览、拆散、改装、重新包装、整理、加工和制造等业务活动。目前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均实施自由港政策。

　　1、目前我国还有7个国家级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且主要集中产生于2012-2016年。这7个国家级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有专门针对地方金融、民间资本、金融风险的温州金改区，也有专门针对城市金融、农村金融、城乡统筹的珠三角金改区。此外，还有专门针对普惠金融的河南兰考金改区和针对财富金融的青岛金改区，以及针对跨境金融的滇桂沿边金改区。

　　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是中国前三大经济区或者说城市群，但相对而言前两大经济区较为活跃。以2018年底的数据为例，

　　1、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横跨上海、浙江、江苏和安徽等三省一市，共26个城市；粤港澳大湾区则拥有香港、澳门和广东9个市共11个城市。

　　2、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分别以全国2.15%和0.59%的面积、全国10.74%和5.10%的人口分别创造了全国19.45%和12.01%的经济总量，而在人均GDP上也均突破1万美元大关（长三角和粤港澳分别为121246元和152005元）。

　　3、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和粤港澳大湾区的上市公司数目分别为976家和521家，占全部上市公司数量的27.10%和14.47%，分别拥有38.16万亿元和27.22万亿元的总资产规模，并创造了11.21万亿元和9.14万亿元的上市市值。

　　4、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中，除滁州、池州、安庆和宣城的人均GDP没有突破1万美元大关外，其余22个城市均已突破；相较之下，粤港澳大湾区的11个城市中，江门和肇庆两个城市的人均GDP也尚没有突破1万美元大关。

　　5、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中，经济总量从高到低依次为上海、苏州、杭州、南京、无锡、宁波、南通、合肥、常州、绍兴、扬州等地，人均GDP从高到底则依次为无锡、苏州、南京、常州、杭州四川一区算哪个大区、镇江、上海、宁波、嘉兴、扬州等地。

　　6、粤港澳大湾区中，经济总量从高到低依次为深圳、香港、广州、佛山、东莞四川内江市地图、澳门、惠州、中山、江门、珠海和肇庆等地，人均GDP从高到低则依次为澳门、香港、深圳、广州、珠海、佛山、中山、东莞、惠州、江门和肇庆等地。

　　2016年5月发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中期目标展望至2020年，远期目标展望至2030年，目前中期目标的任务已基本完成。由于一个新的五年即将开始， 2019年12月1日发布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则进一步将中长期目标和远期目标分别定在2025年和2035年。

　　粤港澳大湾区的中期目标和远期目标分别展望至2022年和2035年，但没有具体量化标准，其目标是建成国际一流湾区。

　　长三角城市群和粤港澳大湾区分别有5个战略定位，整体表述上有异曲同工之妙，如两大经济区均提出要建设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现代服务和制造业中心以及新兴产业产业的重要策源地。

　　具体来看，长江三角洲区域更为注重解决国内跨区域的经济发展问题，并寄希望长三角能够在解决区域差距的同时释放增长潜力，打造中国经济增长新的动力极。其中长三角城市群主要以上海、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新区为中心，并辅以建立上海自由贸易港等提高对外开放力度。而粤港澳大湾区则通过港澳自由经济体为契机，充分发挥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等平台的引领作用，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因此基本可以判断，长三角区域更多将目光聚焦在国内，而粤港澳大湾区则将目光更多聚焦在跨境领域，以打通港澳地区与境内在经济金融体系领域的隔阂。

　　1、长三角城市群：构建“一核五圈四带”的网络化空间布局，辐射安徽、河南、山东、湖北、江西、福建等五省

　　即以上海为中心，推动宁波都市圈、杭州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合肥都市圈发展，形成沿海发展带、沪杭金发展带、沿江发展带以及沪宁合甬发展带都发展区域，并进一步辐射安徽西部与北部、河南、山东、湖北、江西、福建等五省，带动长江中下游协同发展。其中，南京都市圈包括南京、镇江、扬州；杭州都市圈包括杭州、嘉兴、湖州、绍兴；合肥都市圈包括合肥、芜湖、马鞍山；宁波都市圈包括宁波、舟山、台州。

　　2、粤港澳大湾区：构建极点带动、轴带支撑的网络化空间布局，实现与海西、北部湾等城市群的联动发展

　　即发挥香港-深圳、广州-佛山（广佛同城化）、澳门-珠海的引领带动作用，以高速铁路、城际铁路、高等级公路、港口群、机场群为依托构建区域经济发展轴带，并以此带动泛珠三角区域发展，促进泛珠三角地区要素流动和产业转型。

　　与此同时，通过沿海铁路、高等级公路和重要港口实现粤港澳大湾区与海峡西岸城市群和北部湾城市群联动发展，信托高铁、干线铁路和高速公路等交通要道深化大湾区与中南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的合作交流，加强对西南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

　　根据规划纲要，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主要从十大领域来发展制造业集群、十大重点领域打造龙头企业、八大领域培育未来产业、九大服务业领域打造高端服务业。则粤港澳大湾区则重点从装备制造业、电子制造业、智能制造业以及其他优势产业入手来突出先进制造业的范围，与此同时，还提出了4类新支柱产业、10类重大产业项目、5类战略新兴重大工程、海洋经济以及5类相关产业等。

　　需要指出的是，除以上产业外，基础设施建设无疑将在两大经济区的发展中起到重要的枢纽作用，如城际轨道、港口配套、航道与疏通铁路、公路、机场建设与改建等所带动的交通、通信、电气、管道等等方面，这也意味着未来五年将会有庞大的基建融资需求在路上慢慢走来。

　　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还特别提出了现代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思路。未来我们将会看到除股票与债券可以实现跨境投资、交易之外，还将有更多的跨境产品被相继被推出，例如，跨境基金、跨境理财产品、跨境信托等跨境资管产品。此外，诸多金融机构、企业与个人的资金、产品流通预计后续也可以通过在粤港澳大湾区内设立机构等方式打通境内外。

　　事实上近期一些金融机构对此已经有所表示，例如中国银行将在大湾区推出个人客户“服务通”，恒生银行将在大湾区拓展跨境财富管理，并计划与恒生前海基金更多的合作。

　　（1）支持粤港澳保险机构合作开发创新型跨境机动车保险和跨境医疗保险产品，支持内地与香港、澳门保险机构开展跨境人民币再保险业务。

　　（2）大湾区内的银行可开展跨境人民币拆借、人民币即远期外汇交易、人民币相关衍生品以及理财产品交叉代销业务。

　　（4）不断完善沪港通、深港通与债券通，扩大香港与内地（不局限于大湾区）居民、机构的跨境投资空间，推动大湾区内基金、保险等金融产品的跨境交易，建立资金和产品互通机制。

　　（5）支持香港机构投资者在大湾区募集人民币资金投资香港资本市场、投资境内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

　　（7）支持港澳银行与保险机构在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设立经营机构，广州将设立创新型期货交易所、粤港澳大湾区商业银行、建设国地金融岛等等。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粤港澳大湾区不仅仅是国家战略层面设计、中央高层着力推动、粤港澳三地精心注力，还蕴育着巨大的发展机遇，特别是在粤港澳大湾区为主导的跨境金融圈、横跨三地的港口物流、融通互联的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打造的科技金融与绿色金融等方面，将会体现得愈发明显。与此同时，考虑到对粤港澳大湾区所联动的海西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东南亚等泛珠三角地带的前景展望以及对地区的感召意义，大湾区的诸多政策将非常值得期待。

　　相较于粤港澳大湾区金融资源的分散化（港澳广深均有发展金融业的基础且有一定侧重），长三角的金融资源则较为集中于上海，且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金融举措多是为了平衡区域发展差距、从金融撬动资源的视角来服务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战略。关于金融领域的举措，我们梳理以下几个要点：

　　（1）简化优质企业跨境人民币业务办理流程，探索区内资本自由流入流出和自由兑换。支持区内企业开展跨境金融活动，同时支持金融机构为区内企业提供跨境金融服务。

　　（3）加大交易所债券市场对外开放，支持境外机构在交易所发行人民币债券，引入境外机构投资者直接投资交易所债券四川内江市地图，研究推进基于沪港通的债券市场互联互通。依法合规扩大发行企业债券、绿色债券、自贸区债券、双创债券。

　　（4）积极引进境外专业服务行业（如国际资产管理机构等），有序推进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完善跨境交付、境外消费、自然人模式下服务贸易准入制度。

　　（5）联合共建金融风险监测防控体系，共同防范化解区域金融风险（要注意镇江等长三角区域中的一些城市地方政府债务压力较大），这一举措一定程度上可以达到缓释风险的目的。

　　（6）鼓励地方政府联合设立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投资专项资金，主要用于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经济发展、盘活存量低效用地等投入。

　　（7）支持符合监管政策的地方法人银行在上海设立营运中心。考虑到长三角区域的江苏银行、南京银行、宁波银行、杭州银行、宁波通商银行等已经在上海设立了资金营运中心，这一举措也意味着地方性银行应也可以在上海设立资金营运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