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经济发展模式的核心是“美国消费—中国投资”。中国作为生产方，其经济增长逻辑与现在的美国截然不同，却与1929年时的美国极为相似，表现出鲜明的生产相对过剩特征。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中国实施了4万亿人民币的财政扩张计划，形成了2009–2013年的经济过热周期，同时刺激起房地产市场。2014年后，当经济步入紧缩周期后，部门缩减生产四川内江名人、步入萧条，各类资本先后进入、P2P、房市，出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模式的核心是“美国消费中国投资”。中国作为生产方，其经济增长逻辑与现在的美国截然不同，却与1929年时的美国极为相似，表现出鲜明的生产相对过剩特征。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中国实施了4万亿人民币的财政扩张计划，形成了20092013年的经济过热周期，同时刺激起房地产市场。2014年后，当经济步入紧缩周期后，部门缩减生产、步入萧条，各类资本先后进入、P2P、房市，出现了明显的脱实就虚特征。伴随着城市化的速度放缓，生产相对过剩的后果也将愈加明显。

　　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市场经济国家，资本利润生产完成了统治中国社会的大业。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已成为当前社会的基本矛盾，不仅如此，中国社会化生产的范围从2001年加入WTO之前的一国扩大到了全球，十几年来社会化程度显著提高。中国的经济已经同全世界结成统一整体，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和“中美国经济体”的重要一环。同时，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性质并未改变，少数垄断资产阶级垄断了绝大部分生产资料、生产活动、财富、知识产权和社会权力1。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以普通民众消费的一般商品为主，富人消费的奢侈品单价高，但总量很小，对全社会生产的拉动作用很有限。由于两极分化程度较为严重(中国基尼系数高于美国)，同时财富效应2又不如欧美明显，总体上全社会的消费能力相对较低(见图1和图2)。中国居民最终消费(包括城镇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从80年代初的超过50%下降到2010年最低为33.8%，近年来又逐渐回升，到2016年为39.3%(见图3)。这一比例在全球都是比较低的，目前全球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平均为58.3%，美国为68.8%，拉美平均为65.0%，英国、希腊等都超过60%，印度、印尼、土耳其等国也都超过50%(见图4)。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一边是堆积如山的产品，一边是消费能力严重不足的老百姓。资本无止境地追逐剩余价值，使生产力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但生产相对过剩的矛盾是无法克服的。工农是社会消费的主体，正常情况下，如果居民消费需求相对较低，意味着国内市场空间相对较小，资本主义无限发展的生产力与工人阶级有限的消费能力之间的矛盾将越来越突出，很难拉动经济长期增长。但中国已经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单纯的消费不足论解释不了这一现象。马克思早就指出：“认为危机是由于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或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引起的，这纯粹是同义反复”3。工人阶级消费不足只不过是资本主义流通过程的一种表现，但是其根源已经存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投资本身也是一种需求，当两大部类的再生产保持一定比例，在工农对生活资料消费不足的条件下，也是可以保持扩大再生产的4。

　　式中I表示第一部类，II表示第二部类;c、v、m分别表示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剩余价值;m/x表示剩余价值中资本家用来消费的部分，x为大于1的系数，c和v分别表示剩余价值里，在扩大再生产时追加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量。

　　其中各部分既代表价值，也代表实物。例如Ic表示第一部类中补偿生产资料的部分，既可以代表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也可以代表需要更新生产资料的资本家买回的设备、原材料(实物)。这部分价值是在第一部类中生产出来的，也是在第一部类中消费掉的，属于第一部类内部交换。同理，Ic、IIv、IIm/x、IIv都属于部类内部交换。而Iv、Im/x、Iv属于第一部类生产出的价值，分给了第一部类的工人和资本家用于消费，第一部类的工人和资本家只能到第二部类中购买消费品才能完成价值循环过程;相应的IIc、IIc属于第二部类生产出来的、但要到第一部类中交换的价值。于是两大部类扩大再生产的平衡公式就是：

　　其中Im/x代表着资本家用于必需品和奢侈品的消费，这部分在全社会中占比很小，可以忽略。上平衡关系意味着第二部类扩大再生产受制于第一部类工人工资和工资增量。而第一部类是最终服务于第二部类的，在一定时期、一定技术条件下，第一部类扩大再生产需要同第二部类扩大再生产保持一定的比例(见图 5)。

　　第一部类工人工资和追加工人工资增长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实际工资不断提高，比如工人同资方谈判能力比较强，工会通过集体协商保障工资同资方利润、社会经济同步增长;二是工人数量在不断增长，尤其是城镇化四川广元女人特点、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时期，农民大量进入城市，也会导致第一部类工资总量增加。

　　改革开放40年来，这两方面的作用均有体现，但主要是依靠后者。一旦城镇化速度放慢，农民能进城的都进城了，如果还要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目标，就只能转而依靠前者，靠显著提高全社会工资水平、创造强劲的国内消费市场才能实现，但这又同维持一定资本利润率的要求形成矛盾。工人不斗争，资本家不会发善心去提高工资标准，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经济增长换挡，GDP增速显著下降。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四川广元女人特点，我们选择采矿业、能源业、建筑业、公共设施业作为第一部类的代表(这些行业仅能表达趋势。除这些行业外，还有制造业中的重工业等其他行业也是第一部类，但统计局数据中未将制造业按照轻重分开)，计算第一部类工人工资总额增速。如图7所示，第一部类工人工资增速同国民经济增速之间具有很好的对应关系。在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步入了重化工业化时期，城镇化速度加快，农民工进城人数与日俱增。2009年前第一部类就业人数年均增速3.8%，工资总量增速年均为18.8%，尽管农民工工资水平较低，但依靠第一部类工资总量仍能拉动国民经济高速增长。20092013年是中国的经济过热时期，国家启动了4万亿投资计划，铁公基大量上马，第一部类工人总人数暴增，这一时期第一部类就业人数年均增长17.5%;同时2010年本田事件后，工人斗争迫使工资标准迅速提高，两者叠加，导致第一部类工资总额年均增速达到31.6%，中国经济重回两位数的增长。2014年以后，第一部类工人就业数量变为负增长，平均为-2.8%，同时工资增速并未出现显著变化，导致第一部类工人工资总量增长停滞，相应的中国经济进入消化过剩的时期，经济增长低迷，开始搞供给侧改革。

　　图 7.1：第一部类工人工资总额增长情况 (a) 工人工资总额增长情况(以采矿、能源、建筑和公共设施作为代表)

　　生产相对过剩由“可能性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6，包括以下三方面的条件。第一，机器大工业的确立及其所特有的物质技术关系;第二，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发展;第三，信用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从公有制为主的计划经济时期过渡到市场经济时期，上述三个条件的建立不是一蹴而就的。第一个条件是在1992年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发展起来以后建立的;第二个条件是十四大后大力开展城市商品市场建设后建立的，到1996年以全国性生产资料批发市场为枢纽、区域性市场为基础的生产资料流通网络和各类消费商品市场体系基本形成;第三个条件是90年代初覆盖城乡的商业银行体系建立起来之后具备的。因此综合判断，中国发生全面的生产相对过剩只能是1996年之后。

　　在市场经济未成熟之前，随着商品经济改革，各地逐步恢复追求利润的生产目标，基本矛盾就以诸侯经济、重复建设等形式体现出来。从80年代中期财政分灶吃饭7开始，指令性计划逐步缩小，基本矛盾以中央-地方矛盾表现出来，各地重复建设、盲目投资，如汽车、机械、电子、烟酒等行业纷纷成为地方财政支柱。1992年南巡以后，中国资本主义，社会出现剧烈的分化，生产力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各地争相上项目，各地经济结构的相似度在90%以上。例如全国有22个地区把汽车制造列为支柱产业，24个地区把电子工业作为支柱产业，23个地区把石化列为支柱产业。到1995年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我国82%的产品生产能力利用率低于75%，半数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生产能力闲置严重的主要是家电产品、机械产品、轻工产品、纺织产品等行业，到90年代中期以后，很多轻工企业纷纷限产、半停产、甚至停产，其中家电行业市场饱和，电视机、空调器、洗衣机等一批工厂面临关停窘境。

　　在1996年以前，我国社会总供给一直小于总需求。1996年上半年总供给大于总需求3391亿元，供大于求9.8%8。此后中国经济告别“短缺经济”进入过剩时代，生产能力利用率下降，工商企业库存积压，市场上商品销售困难。到1997年，全国600多种主要商品供求基本平衡的占67%，供大于求的占32%。打响国企改制攻坚战，国企职工大量下岗、失业，职工下岗后消费需求急剧萎缩，经济处于停滞状态。工人们说：“现在孩子上学学费越来越贵，看病花费越来越贵，百姓有钱也根本不敢花。国家总盯着个人储蓄，想掏出来，但大家只能把口袋捂得紧紧的9。”1998年生产设备大量闲置，其中金属切削机床生产能力54%闲置，电子家电业中空调器生产能力闲置率达67%，中小型电子计算机生产能力闲置87%，化工业中油漆生产能力闲置率51%。到1999年对605种主要商品调查显示，供过于求达437种，比1998年下半年增加38%。

　　同期，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东南亚各国货币争相贬值，中国同类水际制造业10出口受阻。面对上述几方面因素，国家开始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重点投资能源、交通、通讯、水利等基础设施行业，集中建设了一大批重要基础设施项目。从19982002年，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6600亿元，每年拉动经济增长1.5～2个百分点，累计创造就业岗位750万个，有效拉动了社会需求，2000年起社会消费实际增长率为13.3%。同时，由于居民储蓄率相对较高，虽然国债负担有一定增长，但仍处于可控范围，通货膨胀总体水平不高11。

　　伴随中国加入WTO，中国经济步入新的高涨期。这一轮经济增长主要靠重工业投资带动，用电量也不断攀升，很多地方开始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2006年甚至出现了广泛的电荒和油荒。还有民营企业“大炼钢铁”热，钢铁投资年增速高达100%。2005年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53%12。由于开拓了国际市场，巨大的需求创造了巨大的利润空间，各类市场主体都快速扩大产能(见图 8 图 10)。在2004年的总投资中，65%来源于非国有投资主体，2005年一季度该比例上升为71%。

　　但私有制生产能力的扩张速度仍超过需求增加的速度，过剩状态如影随形，2005年全国600种主要消费品中，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有172种，占28.7%;供过于求商品428种，占71.3%四川最富的市排名，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

　　供过于求的商品中，饮料、服装、纺织品、家电、家居用品等的比例较高。20062007年，在300种主要生产资料中，供求平衡的占72.7%，供过于求的占23%，供不应求的占4.3%。供需偏紧和供不应求商品主要集中在能源、有色金属和木材市场。

　　90年代后期以来，长期依赖投资拉动四川最富的市排名，货币发行量较大，从20012008年M2年平均增速为17.1%，远超GDP增速(见图 11)。两位数的货币增长累积下来，加之国际油价快速上涨推高石油输入国物价、大量热钱流入形成输入型通货膨胀等因素影响，物价必然难以控制。2007年、2008年连续两年CPI超过3%的控制目标，食品类CPI更是超过12%(见图 12)。同时，金融市场也开始飙升，出现了泡沫，房地产进入升值的快车道。

　　次贷危机发生后，外向型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出口出现负增长，大批农民工返乡，失业大量增加。为了应对这种危局，中国政府推出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十项措施，即“四万亿计划”。凯恩斯主义的引导和带动作用持续显现，对拉动全社会投资和稳定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20092013年国家预算内投资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部分年均增长速度达到24.3%，带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从25.0万亿元增长到49.2万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比例从72.2%上升为83.4%。利用这笔投资，建设了一大批重大基础设施，高铁建设和水利、公路、机场、城市电网改造、农田基本建设等快速推进，为经济社会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方面，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仍然是采用资本方式运作的，是通过立项四川内江名人、招投标等途径，由资本家承接实施的;另一方面，基建有很强的周期性，项目结束后基于该项目而产生的对生产资料和工人的需求就会消失。这就造成了钢筋、水泥、煤炭等领域的老板手中有大量利润，而工人在工程结束后就会回家，第一部类工人工资没有能形成持久的增长，所以经济增速会随着基础设施建设计划的结束而下滑。老板手中的大量利润有几个可能的去向：一是自己花掉，买耐用品和奢侈品;二是继续扩大产业，增加钢筋、水泥、煤炭等工厂规模;三是投资于金融领域，炒房地产、股票。第一种不可能，因为资本家的消费能力太小;第二种也不可能，因为20092013年之间四万亿投资计划已经将产能拉动到一个空前的水平，一旦国家退出投资计划，马上形成严重的过剩，这时还去扩大再生产只能是找死;所以真正精明的资本家都把钱投向了金融领域，尤其是房地产。在城市化发展时期，房屋供不应求肯定会涨价。于是，伴随着资金大量流入房地产，从一二线城市到各地的县镇，房地产遍布人口集聚的地方，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资产泡沫13。

　　图14：20092013年房价和成交规模均直线：市场经济条件下四万亿投资计划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2014年投资过热时代结束，第一部类企业马上陷入过剩危机当中。钢铁价格一路暴跌，以前钢企每吨钢利润在1000元左右，相当于一部手机的价格，到了2015年上半年，每吨钢铁净利润才仅有0.43元14，到2015年螺纹钢的价格跌到了1900元/吨，跌破了1元/斤的白菜价15，三分之二以上的企业亏损。煤炭产能从2008年的24亿吨/年增长到2014年的47亿吨/年，产能过剩直接导致煤价下跌，到2015年底，中国全社会存煤已经持续48个月超过3亿吨，90家大型煤企的利润减少500亿元，同比下降91%，整体行业的亏损面达到95%。山西省委王儒林如此感叹：“卖一吨煤的利润买不到一瓶饮料16。”

　　四万亿投资计划推出后，地方政府的造城运动就像数十年前的大炼钢铁一样突飞猛进。但随着四万亿投资计划戛然而止，地方政府很难获得新的中央投资和新增，完全陷于应付存量利息的窘境之中，各地地方官没有其他办法，只能熬过一天算一天。

　　2016年1月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开始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内容是采用行政化手段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工作，加速淘汰落后产能、清理僵尸企业，加快企业兼并重组。此后生产资料价格逐步恢复，钢、煤等产量增长，一二线城市房地产价格也继续突飞猛进。

　　在资本主义经济周期中，上一轮的过剩在这一轮的高涨期被消化掉，并产生更庞大的过剩(见图 18)。从上世纪末，中国就出现了广泛的生产相对过剩现象，但到了20012008年的周期中，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市场从国内变成了全球，原有的过剩很快被巨大的市场吞噬。同样，次贷危机前后的生产相对过剩在四万亿的投资计划中被消化掉。资本扩大再生产一再膨胀，最后终于要面对一个问题：中国已经占领了全球的市场，资本主义已经将市场经济可以吞并的地区全部纳入囊中，面对以中国为核心的世界工厂的全球生产能力过剩，资本主义还能在哪里找到空间去容纳这个快速增长的生产力呢?一国之内的矛盾扩展到了全球，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无法控制和解决，最终必将冲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束缚。

　　当前的过剩局面主要是20092013年生产过热时期造成的。受2009年政策大刺激和短暂经济效益鼓舞，企业在2010、2011年前后投资过大、过猛，在资本家看来，那时候干什么都赚钱，所以即便借助高杠杆也要拼命扩大再生产。房地产投资2010年暴增33%，制造业投资2011年增长32%，消费2010年因通胀增长19%，也带动相关投资。中国还出现了跨行业投资、盲目投资，典型例子是房地产和煤炭。投资扩张很多依靠举借杠杆，房地产、制造业部门的高负债率，很多就是那时形成的，2010、2011年兴起的民间高利贷也是那时的产物【19】。

　　例如，台州一变压器老板，在2008年底大肆扩张囤货，从日本大量吸入4000台二手变压器(核心部件是矽钢片，新货卖5万元，旧货卖3万)，相当于囤积了5～6年库存。然而没想到事后国内矽钢片价格下跌过猛，囤积的二手变压器连4000元也卖不出，身价从2亿元掉至8000万。而圈子内通过借贷囤货的，因为资金压力，则出现了5、6个跑路现象。江苏北部一实业转型的地产开发商，2009年拿地，当时和区政府合作搞开发区，所以配套拿到商业用地，地价便宜，一平米三四百元，看上去利润空间很大。但是实际操作下来，从开发到销售一直依赖民间资金，月息1.5分，四年算下来复利就快100%了。至2014年底楼盘才全部销售完毕四川最富的市排名，但只收到30%的首付款，剩下的按揭贷银行一直批不下来。所以还是需要社会资金，但民间资本已经不好借了四川广元女人特点，只好转借信托，一年20%成本。老板最后评价，现在已经到了盈亏平衡，相当于白干了，替资本打工。如果还不解决资金问题，估计甚至会亏损。

　　最大的过剩出现在房地产行业。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巡视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郭仁忠接受澎湃新闻网采访时透露，在国务院一个关于全国城镇体系的规划中，一个涉及12个省会城市和144个地级市的调查显示，省会城市平均一个城市规划4.6个新城(新区)，地级城市平均每个规划建设约1.5个新城(新区)。某个西部省会城市提出建3个新区、5个新城，总面积是现有建成区面积的7.8倍。郭仁忠指出，“全国新城新区规划人口达34亿，这是严重的失控。”还有“环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在对全国288个地级市调查中发现，有164个城市建有环路，然而有些地方原本没有环路，却把几条道路连接起来成为环路，好像“无环不成市”【20】。一些中小城镇迫切希望加速发展，纷纷提出2020年、2030年人口倍增的目标，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6年5月，全国县以上新城新区超过3500个，规划人口达34亿。西部、西南部几个地市规划部门负责人明确表示：“我们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抢人”。以“小吃之乡”福建沙县为例，县城新区数十个楼盘在促销，已经售出的商品房入住率却并不高。2016年沙县楼市均价每平方米四五千元，相对于高峰期房价已接近“腰斩”。沙县全县人口26万多，按照规划，到2030年城关人口要达到35万，但“现在四分之一的人口都外出从事小吃行业，人口不净流出就不错了【21】。”

　　新世纪以来，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长期保持20%以上的年增速，2009年甚至超过了30%;全社会住宅投资增速也维持在20%左右的水平;银行增速也是两位数，20012014年金融机构平均增速为16.3%(见图 19)。随着城镇化热潮的结束，长期以来以投资为主拉动经济的模式暴露出严重的问题。

　　第一，银行放贷过高。我国金融体系以银行信贷(间接金融)为主，信贷在社会融资总量中占比最大。2014年以后，金融机构吸收的存款规模和放贷规模依然在快速增长，2016年分别达到150.6万亿元和106.2万亿元，总规模仍以年均14%的速度持续增长(见图 20)。

　　银行本身是个杠杆，银行从存款人吸收资金，投放给资金需求方(包括申请的企业和居民);企业向各银行借了钱，用于生产经营，本身也是一个杠杆。这就形成了一个资金链条，其中银行、企业两个环节都形成杠杆(见图 21)。随着经济下行，企业经营风险加大，银行不太敢再给企业放款，出现“惜贷”现象。银行转而寻找一些相对“安全”的借款客户，即“信用中介”，包括有政府背景的部门(国企、融资平台等)、房地产、非银金融机构(含各类资产管理产品)等。信用中介借钱无法监管，可以给“两高一剩”企业(高污染、高能耗的资源性的行业;产能过剩行业)放高利贷，导致信用链条变长，提升了金融系统风险(见图 22)【22】。

　　第二，政府债务迅速增长。依据《人民日报》的报道，截至2016年末，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15.32万亿元，控制在年度地方政府债务限额17.19万亿元以内，地方政府债务率(债务余额/综合财力)为80.5%，低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90%～150%的控制标准参考值。如果加上纳入预算管理的中央政府债务12.01万亿元，我国政府债务为27.33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6.7%，低于国际公认的政府债务负担率60%的警戒线】。但真实的情况不仅应看地方政府债务率和政府债务负担率，还应分析地方政府的隐含债务规模和债务用途。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负债实际上是地方政府负债，但并未列入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统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有息债务(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长期借款+应付债券)从2011年末的20.64万亿元增至2016年6月末的43.28万亿元，规模翻番，2014年以来的年均增速仍在10%以上。平台债务原来主要向银行借贷，现在仍以银行借贷为主、债券比例有所上升。以城投公司为例，2009年100%向银行借款，到2015年银行借款占比65.9%、发行债券占比27.0%【24】。

　　事实上，纯平台公司的主要资金来源就是财政资金，没有自己创收的机制。一旦整体债务负担超过财政支付能力，纯平台公司就会迎来系统性的风险。

　　第三，存在恶性通货膨胀隐忧。目前的通货膨胀水平不算太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7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1.6%。2017年12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8%。其中城市上涨1.9%，农村上涨1.7%;食品价格下降0.4%，非食品价格上涨2.4%;消费品价格上涨1.1%，服务价格上涨3.0%。但受房地产价格上涨影响，2017年以来PPI指数(工业品价格指数)大幅上涨，平均增速8.1%。工业品生产价格表征生产资料价格，如果生产资料价格大幅上涨，迟早会传导到消费品价格上。

　　多年来，由于货币发行增速始终维持2位数，20112016年M2平均增速为13.5%，远高于经济增长速度(见图 27)。正常来讲，货币发行增速和经济增速的差值应该差不多就是物价上涨速度。但中国有快速增长的金融市场，多出来的票子有两种选择，要么去购买房地产、，要么去购买商品。之所以近几年物价水平较低，是因为大家都去炒股、炒房了。如果金融市场发生波动，这部分天量资金释放出来，形成商品市场的抢购风潮，那么必然形成恶性通货膨胀。

　　第四，企业产能扩张过快，负债率过高。在20092013年过热周期中，工业企业负债快速增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负债增速年均15.3%，其中大型企业达22.1%，中小型企业平均11.2%。到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负债达到60.7万亿元，其中9631家大型企业负债29.6万亿元，5.3万家中型企业负债14.3万亿元，31.6万家小型企业负债16.8万亿元。按照大型企业债务利息5%、中型企业债务利息7%、小型企业债务利息10%估算，2016年仅偿还利息一项，大型、中型、小型企业分别要付出1.48万亿、1.00万亿、1.68万亿元，与当年企业税前利润总额的比值是0.55:1、0.51:1、0.65:1【25】。如果在经济上升期，高负债率并不会成为问题，但一旦遇到经济下行，市场萎缩，高负债率马上就会演变成大范围的企业破产潮。

　　随着经济增长进入低谷期，刚开始有关部门瞄准了社会上巨额的过剩资本，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国发〔2014〕60号)，想吸引民间资本广泛投资航空、石油、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部门。但民间资本不是傻瓜，这些重工业领域都被垄断资本控制，自己投资了以后连董事会都进不去，而且基础设施都是不赚钱的，投资基建还不如投资房地产。所以这个意见出台以后，基本上没有得到什么响应。

　　有关部门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想出了吹金融泡沫来吸引社会投资的办法。由于中国的一直是“慢牛”状态，大家投资股票的热情高涨，几十万亿的剩余资本都进入。这对拉动经济有三大好处：一是企业从银行等机构融资是债权融资，需要还本付息，但通过融资是股权融资，不仅不需要偿还，还能降低企业的负债率，避免实体经济因负担高额利息被掏空利润，进而避免出现实体经济倒闭风潮并引发经济危机;二是现在信贷链条被人为拉长，很多信用中介干着高利贷的活，抬高了实体经济融资利率，而通过融资可以直接获取社会资本，有效缩短信贷链条，避免信用中介带来的风险;三是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很大，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通过融资，可以获取大量不用给回报的资金，降低地方政府的债务率和偿债负担【26】。

　　但历史进程总是无情地撕破“一股就灵”的慢牛美梦。中国的既不是“牛市”，也不是“熊市”，而是上蹿下跳的“猴市”。中国股民发财致富的心愿非常迫切，不愿意长期持有获取股息，而是通过低买高卖投机赚钱。中国主板年换手率高达488%，也就是说一支股票平均一年交易5次，而纽交所换手率仅为56%，也即一只股票平均两年才交易1次。大量新韭菜疯狂涌入，泡沫吹得太快，最终在2015年6月，泡沫难以支撑而破裂了，中小股民又一次被无情收割。

　　此后过剩的资本难以找到好的投资去处，只能投资于房地产，导致一二线城市房价出现又一涨(见图 30)。由于实体经济已经深陷泥潭，债务过高、融资困难、利润微薄等，资本不可能再去投资实体经济。相反，实体经济中的资本也向金融领域转移。东莞某灯饰厂老板说：“忙得焦头烂额收入还不够给员工发工资，一句话，早上岸早解脱。”最好赚钱的还是买房子，他在两年前将工厂关闭在广州买了4套房。“幸运的是买了房，不幸的是没买更多【27】。”房地产、P2P等先后火爆起来，形成脱实就虚的大形势。2016年7月新增人民币4636亿元，远低于市场8000亿元左右的预期，同比少增1.01万亿元，创近年来新低。其中住户部门增加4575亿元，几乎全都是房贷撑起，企业新增信贷为负增长。截止2017年4月底，A股共有上市公司3223家，其中金融类上市公司70家，占比仅为2.17%，但这些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总资产占所有上市公司的76.91%，净资产占比39.98%，净利润占比52.84%，尤其是25家上市银行的总资产、净资产、净利润占比分别高达68.81%、32.24%、45.22%【28】。

　　但金融领域是不创造价值的，实体经济构成金融领域的基础，如果这个基础越来越萎缩，可以供给金融领域炒作的利息就越来越少，金融领域的泡沫破裂就是迟早的事，所以、P2P、数字货币等都如同夜空中的流星，转瞬即逝。如果最后房地产的泡沫也破灭了，资本就将彻底迎来自己无处安放的青春。

　　在城镇化已经实质完成(第一部类工人总数负增长、工资总额增长停滞)的情况下，当前能够真正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只有房地产。但由于中国已步入老龄化时期，未来也不可能出现像20092013年以及20152018年那样覆盖大中小城市和城镇的房地产全面上涨。根据相关研究成果(见图 32)，房地产价格高峰同逆抚养比密切相关。以2010年人口数据为基础进行预测，我国人口高峰期将出现在20202025年之间，人口峰值不会超过14.3亿。未来劳动人口比例将持续下降，18～60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持续下降，从2010年峰值66%将一路降低，到2030年降为56%。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564岁人口在2010年达到峰值74.5%，相应的抚养比达到最低点0.34(见图 33)，到2040年将达到0.56，也即一个就业人员养活的老人和小孩个数从平均0.34增加到0.56个(见图 34、图 35)。购房的主体是25～44岁青壮年人口，这部分人口从20052014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约为4.45亿人，对应这一段也是中国房地产建设最多、房价整体上涨最快的时期。但目前，25～44岁人口已经开始持续下降，到2020年下降到4.25亿人左右(见图 36)，到2030年将继续下降到3.69亿人，青壮年持续减少决定了买房群体不会继续增长，未来全国房价不会出现全面性的上涨，尤其三四线年房地产过剩的状态当中。但有一些城市的房地产泡沫仍会继续膨胀，由于全社会资本严重过剩，一二线城市房产仍将是资本热捧的对象。

　　图35.1：劳动人口比重下降，由人口红利走向老龄化(a)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除房地产外，在国民经济各个行业中，产业链条长、对国民经济有明显拉动作用、同时还在有一定空间增长的，就仅剩汽车行业了。信息产业也处在日新月异的变化当中，但与汽车业、房地产业相比，体量太小四川广元女人特点，其产业引领作用、对经济拉动作用较为有限。而且自动化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是促进生产效率提高的，将引起部分可用机器替代的行业大规模裁员，相应的第一部类工人工资总额只可能下降，不可能大幅提升。科技发展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往往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况，在很多情况下，科技将促使生产力极大发展，最后引爆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矛盾。汽车行业目前也走过了高速增长的时期，从2009年汽车产量第一次超1000万辆，经过4年时间到2013年就超过了2000万量，20092013年年均增速20.2%。汽车产量中乘用车产量占85%，商用车占15%。汽车业同城镇化的高速发展、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密切相关，乘用车早已进入微增长时期，2016 年的高增长是受到购置税刺激【34】出现的短暂现象【35】，并不具有长期性。2018年汽车市场28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而中汽协预计2019年汽车行业将继续负增长【36】。

　　结合第一部类工人工资总量的增长态势(见图 7)，综合上述情况，中国房地产、汽车业未来仅可能是缓增或者下降，相应的中国经济也不可能再回到高速增长时期。

　　在私有制条件下，政府采取凯恩斯主义的方式干预经济，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拉动经济的作用。但凯恩斯主义存在不治之症，发展到最后就是滞胀。国家建设基础设施项目也是通过招投标，由资本承担建设项目完成的，建筑工人的工资在工程总造价中仅占很小比例。假定国家建设了4万亿的项目，但到建筑工人手中的只有2000亿元，相当于拉动第二部类增长的额度不会高于2000亿元，但4万亿投下去都是真金白银，流入商品市场会直接形成物价上涨，流入房地产市场会通过租金成本等间接引起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进而引起生活资料价格上涨。如果日积月累，投资规模越来越多，通胀的程度就越来越大，而真正拉动经济的消费需求却没有同步增长，那么一旦高速建设期完成，通货膨胀还在，但社会消费、经济增长却被打回原形，就形成了滞胀。

　　中国经济同其他国家重要的不同之处就是国家干预能力相对较强。每一任领导都不愿意危机在自己任期内发生，所以一旦出现经济萧条的危机征兆，马上会启动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大规模搞基础设施建设，避免大规模失业等社会问题爆发出来。因此，中国经济第一次危机就是滞胀危机。中国会持续推行凯恩斯主义政策，直至国家干预手段无法发挥作用，也就是砸了很多钱下去依然拉动不了经济，这种干预政策的方向才可能逆转。目前城镇化尚未完全结束，一二线的房地产业和汽车行业仍将发挥一定的拉动作用，滞胀应不会马上发生，但这一时期也不会太长。2014年以来中国经济已经步入了下降周期。未来在美国周期性金融危机之后，中国还会重启大规模财政扩张计划，此后危机爆发的时间可以按照一个经济周期，即5～10年进行估算。我们也可以按照完成城镇化到滞涨发生所用的时间进行估算。美国城镇化率在1960年达到70%，基本完成城镇化(相当于中国2014年以后第一部类工人总数停止增长)，此后到滞胀发生大约有十几年的时间。

　　在实体经济下行的背景下，一方面是流动性宽裕，但资金宽松的企业不愿意投资;另一方面是资金紧张的企业融不到资。资产荒同资本过剩纠缠在一起，再加上高企的融资成本，三者共同成为阻碍资本增殖的拦路虎。小企业接到单子也高兴不起来，以广西一家电缆制造公司为例，面对一笔1亿元的电网需求订单，“我们电缆厂只有2000万元的流动资金，如果接下这个单子，我们很可能会倒闭。”因为这笔生意至少需要超过2000万元的原料，而上游的原材料生产厂家一般不赊销，而不赊账的原因也在于害怕“资金链的断裂”。“作为小企业，当地的银行是不会借贷给我的”，而银行借贷利率也在10%～12%，随着银行借贷困难，民间借贷的成本也水涨船高【37】。2017年再次出现了企业倒闭潮，企业债违约从企业扩展到了国有企业四川广元女人特点。加上2017年煤、钢、水泥等原材料价格快速上涨，众多中小企业面临原材料紧缺、环保去产能、外贸环境更加复杂、资金及产品滞销等综合性危机【38】。

　　伴随着小企业破产，垄断进一步形成。并购市场延续着以往的火爆。20152016年，以人民币计价的股权转让交易金额达4885亿元，要约收购中要约总资金为124亿元，资产重组交易金额达2343亿元。以药房产业为例，截至2015年6月30日，益丰药房、老百姓、一心堂分别拥有直营连锁门店903家、1122家、3142家。“上市公司集体大量收购兼并的现象像是一股潮流席卷了药品流通行业，在这场并购的潮流中，在A股上市的一心堂、老百姓大药房以及益丰药房成为主力军【39】。”而近几年来中国互联网业的并购现象越来越多，更有长期血拼、势不两立的巨头频频宣布合并，让人跌破眼镜。

　　第一，以雇佣劳动制度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必然爆发经济危机。在“美国消费-中国投资”的模式中，中国表现出典型的生产相对过剩特征。“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40】。”中国长期依赖低工资塑造竞争优势，即便2010年工人工资有了明显提高，现在的农民工也就每月三四千块，仍旧低得很。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居民难以产生长期稳定增长的消费需求，只能走美国老路，靠提升居民负债水平和房地产来拉动经济。面对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凯恩斯主义改变不了市场经济的命运，宰相经济学也改变不了;靠民间资本拉动不起来，靠更是饮鸩止渴。

　　第二，中国经济表现出明显的国家干预特征，未来必然以滞胀作为结局。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当中，中国经济表现出了典型的凯恩斯主义特征。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国家干预经济的能力较强，通过建设统一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市场、建设国企私企统一的廉价劳动力市场、稳定市场价格、兴建有利于资本发展的基础设施等措施，国家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发展繁荣提供了物质保障。中国通过凯恩斯主义建立起全球生成能力最强的“世界工厂”，也成功消除了20092013年的次贷危机影响，但滞胀是凯恩斯主义的不治之症。资本过剩积累是滞胀产生的基础，滞胀是资本过剩积累的现代表现形式，随着商品过剩和资本过剩同时发生，滞胀最后成为现实【41】。投资拉动一直都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中之重，一旦遇到经济下滑风险，政府马上启动投资计划刺激经济，直至最后爆发滞胀危机为止。中国的第一次危机不会是周期性经济危机，直接就是滞胀。

　　第三，滞胀是未来全球经济的共同结局。随着未来大萧条的爆发，新自由主义以来全球的过剩资本将对全社会形成剧烈的冲击，各国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都将飙升，深受新自由主义之害的拉美、苏东地区将更为严重。不仅如此，全球资本主义还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问题 老龄化。资本主义是无法在雇佣老年人的基础上重获青春的，上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繁荣靠的都是残酷压榨心灵手巧的打工妹、打工仔实现的。但整体上，全球的人口红利已经结束，未来人口老龄化将不可避免。如图 40所示，1950年全球人口结构仍然以年轻人为主，新生人口很多;但到了2010年，人口红利已经释放，青壮年最多，新生人口出现了不足;到2050年，全球老年人口规模很大，中青年和新生人口都会出现明显不足。1950至2010年间，发达国家的老年人口从8%升至17%四川广元女人特点，发展中国家也由4%升至6%。而到2050年，全球将有60个国家和日本一样，人口中60岁以上的人数超过30%，其中就包括中国。老龄化将成为资本主义的又一个不治之症，进而导致社会消费需求下降、债务风险爆发。以中国为例，2014年中国职工养老保险抚养比由2.97：1降至2015年的2.87：1，也就是说，不到三个人就得“养”一个人【42】。到2050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占30%以上，我们就按照30%计算，假定100个人中有30个老年人，15岁以下未成年人15个，那么成年人为55个，也即职工养老抚养比将降至2：1以下。按照当前的工资水平，退休职工的工资大约为2200元，普通职工工资大约30004000元，如果按照企业缴费12%、职工缴费8%的比例估算，职工每月缴纳280元、企业缴纳420元，合计700元。如果按照当前的三个人养一个人的比例，三个700元就是2100元，刚好和目前退休工资水平差不多，也就是说现在养老机制基本能够持平，还过得去。但如果到了2050年，如果仍按照这一比例缴费，老年人就只能得到不到1400元，相当于降低了老年人的养老金水平。但老年人一般是惹不起的，养老金由企业发放转为社保发放就是上世纪末东北的老头老太太堵高速争来的，如果仍然保持老年人工资水平，那年轻人和企业每月就要多缴纳400500元。如果企业多缴社保，就将降低利润率，现在企业已经负担很重了，而且国家的政策导向是给企业减负、增强剥削的灵活性，所以最后应是工人承担这一损失。如果工人每月再多交几百块社保，其消费能力会进一步下降，指望打工者借钱买房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经济也会长期保持低迷。更进一步说，工人是不会一直默默无闻的，这种转嫁措施连同工人身上的各种盘剥手段最终会促使工人走向成熟，到时这个负担也未必能加上去。

　　通过上述分析，对于老龄人口超过30%的国家，想同时让退休工人、青年工人、资本家满足是不可能的，最后很可能就是大家都割肉、都酝酿不满。因此，对图 41中红色和深红色的国家(包括美国、拉美、欧洲、中东、苏东、中国、日本、北非和部分东南亚国家)而言，如果到2050年，这些国家仍然在搞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不会是生机勃勃的，而是各种矛盾交织、摁下葫芦起来瓢的状态。再看印度、巴基斯坦、中非、南非，这些国家现在就矛盾重重、危机四伏，新主义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又屡经战乱、恐袭所困，类似于百年前的中国。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土壤滋生了一批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其中中国党经历了20多年时间最终取得新主义的胜利。现在是21世纪，信息传播速度和觉悟程度都比百年前中国封建社会要强多了，估计从现在起经过20多年时间这些国家也基本都能建立新主义或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到2050年只可能存在两类国家，一类是资本主义搞得很烂的国家，一类是社会主义有可能成功的国家，不存在市场经济繁荣昌盛的国家。当代的每一个青年都将见证赤旗插满全球的历史进程。

　　7 19801984年，我国在多数省份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预算管理体制，称之为“分灶吃饭”。其基本内容和做法是：(1)划分收支。(2) 分级包干，执行划分的收支范围，地方预算实行分级包干。(3) 中央对地方专项拨款。这个制度的弊病是地方往往重视本地区局部利益而忽视全局利益的倾向，在建设上产生盲目建设、重复建设、助长地区之间经济上的互相封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