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候中国由天朝大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政府的割地赔款，使得整个国家都是积贫积弱，乃是中国历史上最“贫穷”阶段。在晚清老照片里，除了慈禧太后李鸿章光绪皇帝等这些达官贵人之外，普通老百姓衣不遮体，穷得如叫花子，沿海一带的中国老百姓都下南洋或者去美国当劳工中东经济发展状况。

　　但是，令人奇怪是，对西方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的晚清，兜里依然非常有钱。所以，很多人奇怪，贫弱的晚清，为什么财政收入能翻倍呢？

　　我们现在看看晚清不平等条件的赔款金额。晚清对外赔款条约，第一次就是鸦片战争，在1842年的《中英南京条约》，清政府赔款2100万银元。但在战争中，1841年也签订《广州合约》，也赔款630万银元。

　　当时银元是西班牙银元，一块约合7钱一分白银。因此，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一共对英国赔偿了 2544万两白银。

　　在1856-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中，尤其在1856年到1860年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其中在1858年的中英《天津条约》和中法《天津条约》中，清政府对英国的赔款金额为400万两白银，对法国为200万两白银。

　　在此期间，沙俄乘火打劫，与清政府签订《瑷珲条约》，割走了中国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又怎是金钱可以衡量的！在1876年和1881年清政府又在其他条约中向英国赔偿20万两白银，向沙俄赔偿900万卢布。

　　在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后，日本狮子大开口，竟然开出赔款2亿两白银的要求，清政府却是一口答应。除了两亿两白银之外，为了让日本退出辽东半岛，清政府还另外给了其3000万两白银的“赎辽费”，以及150万两白银“威海卫驻军费”！

　　甲午战争悲哀也没结束，在五年之后，1910年八国联军侵华，大清战败一年后与八国联军签订的《辛丑条约》赔偿金额更是令人瞠目结舌：4.5亿两白银东北正宗四川麻辣烫！

　　但是，面临如此巨大金额的赔偿金额，晚清政府却是一只眼都不眨眼，说赔就赔，一副财大气粗的模样。有资料统计，乾隆执政时候，财政收入是4000万两白银一年。如果这些财政收入都用在晚清对列强赔款上，乾隆也没有钱花费在“六下江南”，至少也要中国人勒紧腰带30年才还清，但晚清政府却毫无犹豫去赔款，这是为什么呢？

　　可以看到，清朝初年财政收入规模从顺治初期的2428万两，在雍正时候迅速增加到3,585万两，主要是这一时期实施的税制改革，那就是“摊丁入亩”。然后财政收入增加到乾隆中期的4858万两白银，总量增加了一倍，在乾隆末年又略有下降。

　　之后，在1840年鸦片战争十年内，清政府的财政收入维持在三、四千万两白银左右。在咸丰、同治年间的财政收入缺乏史料具体记载，但这一段时间虽然产生厘金这样的新税目，但为了当时太平天国等各地起义军，造成军费开支膨胀消耗了财政收入，因此清政府财政收入也不会增长太大。根据估计，这一段时间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大体应该维持在5000-6000万两白银之间。

　　可以看到，在积贫积弱的晚清末年，还是一副土豪的模样。清末财政收入，从鸦片战争时候的4000万到同治年间的6000万，再到甲午战争时候的8000万，在1908年达到了二亿，在1911年清朝灭亡时候，财政收入达到了三亿。这么庞大的财政收入，几乎是清初最繁荣时候“康乾盛世”的十倍。

　　我们现在看看，大清虽然是满族少数民族建立的朝代，但是搞钱能力也胜过明朝。清军入主中原时候，满清贵族也知道自己打仗虽然厉害，但文化比较落后，为了统治中原地区广大的社会，必然吸收汉族统治者的治国之道。同时，前朝灭亡也使得刚入主中原的满清贵族惴惴不安，必然也要改革明朝制度。

　　所以，清朝在制度上也可以说是明朝的2.0版，也就是改进版，在财政收入继承了明朝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另一方面也改革明朝弊端，并且实施三大财税政策，新增人丁永不加赋、摊丁入亩、火耗归公中东经济发展状况。

　　丁，就是成年男子，就是新出生的男子不加赋税。摊丁入亩，就是取消明朝之前的人头税，根据土地规模多少来收赋税。这样四川行政区划分，户籍管理也没控制这么严格，有利于促进人口流动与工商业发展，也自然增加清初的财政收入。

　　火耗归公也是雍正提出的，火耗就是民间上缴的碎银，熔炼成大银锭造成的损耗。在明朝时候，官员贪污，命令民间多交一些碎银弥补熔炼成为大银锭的损耗，借此可以为自己聚集财富捞取好处。

　　但雍正时候，需要把火耗归公都公开化，由政府统一征收，然后返还到官员的俸禄中东经济发展状况，这样形成一笔养廉银，解决官员工资不够开销的问题，这也是针对明朝官员俸禄过低，造成问题的修正。

　　同时，清朝在货币上继承了明朝后期的银本位制，不再像明朝用纸币给官员发俸禄，官员也不用担心自己工资因纸币贬值而下降。这就保证了官员的收入稳定，减少了官员对财政收入的盘剥，财政收入也变得更加稳定。

　　所以，清初在雍正“摊丁入亩”之后，财政收入急速增加到了三千万两白银之上中东经济发展状况。在乾隆时候，商品经济发展，财政收入也突破了四千两万白银。但由于清朝都是实行严厉的“重农抑商”政策，工商业发展发展受到抑制，对外贸易也被遏制。

　　因此，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也停留在中世纪的农业国水平上，财政收入只能以田赋为主体，通过“永不加赋”、“摊丁入亩”等改革，也讲田赋征收定额化，也就是说由于税收都是田赋，也就是土地税。但是土地规模也有限，决定了前清时期财政收入不可能有大规模发展，直到乾隆末年与嘉庆道光时候，财政收入都维持在四万两白银左右，徘徊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之上。

　　从表格中，地丁银在财政收入占据比重为61%-88%之间，其他诸多项占据比重最多时候也不到40%。在表格中地丁银，就是“摊丁入亩”后对田亩与丁役合并之后征收的货币形式收入，它是田赋的主体部分。清朝部分放松了盐业的垄断经营，允许一些私人贩盐，这也为清朝增加一些财政收入。但是，在前清时候，农业税依然是主体。

　　但是，大清在明朝基础上建立的2.0财政体系，在1840年鸦片战争（英国叫贸易战争）爆发时候，显得都过时了。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大清虽然赔款了二千一百万两白银（主要以西班牙银元支付），加上自己的战争开销和局部减免，总计耗费了四千万两白银。

　　看起来是很庞大的数额，但对清政府也算太吃力。要知道，前清时候，乾隆大小金川的战争花费了一亿两。嘉庆时候东北正宗四川麻辣烫，白莲教的战争花了二亿两，都远远多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因此，清朝财政都没有受到太大冲击。

　　实际上，鸦片战争带给大清的冲击是全方位的。由于通商口岸的开辟，中国由闭关自守到对外开放，从一个农业国也步入了世界工业国家体系之中。由于国门打开，中国与其他国家贸易速度的增加，自然也增加了多种税种，也带来了关税的增加。

　　第一大能增加财政收入的税种就是海关税。如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没有对外的海关，广州的那一点关税主要也是与内地关卡收入进行合并的。在鸦片战争之后，伴随着通常口岸的开辟，在沿海一带都设置了海关，海关税也成为晚清财政收入的主力之一。

　　在咸丰末年，关税只有四百九十余万两，到了同治末年达到一千一百四十余万两，光绪末年更是达到了三千二百九十余万两，占据财政收入比重的20%-30%。因此，关税收入很快就弥补了战争损失，这也是清政府面对对外战争失败，却财大气粗敢说“赔”四川行政区划分。

　　需要提及是，当时清政府为了更好增加海关关税，就聘用英国人赫德担任海关总税务司。在赫德的管理下，海关部门成为清政府中最廉洁高效的部门，关税的财源滚滚，成为清政府十分稳定的税源，对财政稳定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但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这一切都交给满清贵族去管，可以到了地方官员的腰包里，效率也是低下，清政府财税收入也不会这么多……

　　第二大增加税种就是厘金。厘金就是清朝的商业税，太平天国时期为应付军饷的不足，向商家进行征税。在咸丰三年（1853）开始征收，就是商人从事商业活动都要征收税。

　　由于晚清的对外开放与通商口岸兴起，这也吸引了一些农民到城市里经营小手工业者、从事商业买卖活动，间接也刺激了商业发展。在咸丰三年(1853)开始起征，开始征收厘金，也是清朝的主要财政支柱之一。

　　在同治年间厘金每年就能有1360万两上下的收入，最高可达1963万两左右。如此高的财政收入，一方面可以看到清末商业的繁荣，也另一方面也看到清政府对民间商业活动的盘剥，清末，在各地设各种商业局和卡来征收厘金，几乎“无处不卡，无货不税”。

　　当时商品之间的流通，也要交很重的关税，也就是厘金。起初厘金关税仅仅为1%，但是到后期不断提高，许多地方在5%-10%之间。如在同年初年，上海的油、豆饼的厘金税率比咸丰十年（1854年）增加了十余倍。厘金财政收入以极高速度发展，在晚清征收三十年后，占据财政收入总额的将近20%。如此高的厘金，严重剥削了手工业者和中小商人，打击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第三大增加税种就是铁路。刚开始，清朝廷认为修建铁路破坏风水，不肯修路。但是在甲午战败之后，清朝廷才发现，在战争中由于没有铁路、援军、物资等后勤补给只能依靠马拉车推，贻误战机。

　　于是，晚清政府在全国各地广泛修建铁路。之后，大清官员也发觉铁路能使地方财政收入急速增加，所谓“火车一响，黄金万两”。尤其是1906年通车的卢汉铁路，去掉借款利息、成本，每年还净赚三百多万两白银，这还不算各地火车站所带来的商税收入。

　　于是，铁路成为清朝官员的香馍馍。在经济利益驱动之下，从讨厌铁路到疯狂修建铁路，并且也把一切地方路权卖给民间资本，允许私人企业修建铁路。但到后来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清朝政府在1911年清廷宣布铁路国有，将民营铁路和路权全部收回，由此引发保路运动，这也成为了辛亥武昌起义的导火索之一。

　　此外，在慈禧太后执政之后，鼓励汉族官僚兴起洋务运动，在全国各地开设现代化工厂。这些工厂产生的税收，无论是官办还是民办，都有很大一部分都要落入清政府的口袋里。

　　此外，还有着土压厘税（鸦片税）也是中国千年来财政收入过数万的税种。主要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觊觎英国鸦片贸易带来的收入，也鼓励在云南、四川、贵州等地种植鸦片，然后推广到全国，美其名曰“与洋争利”，并且为鸦片生产与鸦片贸易设置洋、土药厘税，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

　　可以看到，晚清与清初相比，田赋在财政收入占据比重也是曾现下降的趋势，但是绝对数额也是不断增加的，这说明它依然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构成部分。农业税比重的下降与其他各种税的出现与比重的上升，反映了伴随着清朝国门大开，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晚清进一步发展。

　　但是田赋税依然占据百分之三十的比重，其他收入占据比较大是厘金与关税，这也反映了晚清根本上也是一个农业国，然后商品经济也要受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掠。

　　从表格上也可以看到，当时农民不仅要交农业税，也要承受各种间接税转嫁过来的税，以及农产品与工商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剥削。

　　虽然清朝财政收入突飞猛进，但都是花销巨大。如清朝兴办洋务运动需要钱，洋务派官吏兴办洋务中东经济发展状况，购买，借洋债等名目，把一些回扣都塞进了自己的腰包。洋务运动的造船厂等军事工业，都不以市场盈利为导向，这样军工长产品盈利归洋务官员占有，亏损国家承担，自然谈不上盈利的积累。

　　虽然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洋务运动也认识到无法填补军事企业造成的巨额亏损，于是就兴办矿藏开发中东经济发展状况、建筑铁路等民办、官督民办等企业。但对这些企业都是增税很多，自然也不利于企业发展。

　　再加上与列强战争的对外赔款，使得清政府背上一换不清的阎王债，为了还债，清政府把铁路运输、各种税收项目都抵押出去，使得中国朝着半殖民地社会深渊滑去、清政府为了还清债务，对国际发行国债，又被列强操控了汇率，让银价暴跌，变成被列强“二次宰割”。这样，看似有钱的清王朝，每年增加的财政收入也不过手里焐热一下东北正宗四川麻辣烫，就要赔出去。所以，财政收入连飙升的清政府，每年每年亏空三千万两，年年入不敷出。

　　所以，清政府高的财政收入都是靠着剥削来的，战争赔款，均摊给了国民。如对农民增加土地税，对商人增加营业税，对工人增加收入税，总之能剥削的都要剥削。

　　于是，在1912年1月初，清廷度支部公布了1911年财政收入：30191万两银子，这是个封建王朝财政收入史无前例的数字，喜破三亿大关。

　　可是，就在一个多月后，即1912年2月12日，清帝下诏逊位，至此四川行政区划分，清朝268年对中国统治由此也结束了。

　　虽然清朝结束了，但是中国封建性财政体系在清代已走上巅峰，为中国近代性财政体制到来做好了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