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文史哲》印数已高达两万七千册。王学典对《中国消息周刊》指出，1949年以来，中国的人文学术研讨曾经完成了两次大的转型。此中第一次是1949年到“文革”前，从民国粹术到共和国粹术的转型，次要是用马克思主义来置换在民国期间占支流职位的胡适提倡的尝试主义、自在主义。在这个过程当中，《文史哲》阐扬了不成替换的引领者感化，其时所倡议的一系列主要学术论争，无不触及认识形状的重塑，此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红楼梦》成绩会商”。

　　“这个词是厥后我写回想文章总结出来的，其时不敢这么说，但我和吴富恒相互心领神会，复刊准绳就是一个，要只管以学术为中间。”刘光裕说。

　　“以学术为中间”，在王学典看来，其实不料味着要把《文史哲》办成不食人世炊火的世外桃源，恰好相反，从创刊伊始，《文史哲》就有十分浓重的出世情结和干涉学术走向的激烈希望。自他担当编纂以来人文杂志排名，更是无意识地让《文史哲》“合上时期的节奏”，更存眷时期成绩。他不以为保有理想关心和对峙学术地道是一对冲突。研讨的是理想成绩，但在讨论成绩时，是深化松散的学术考虑，要严厉遵照学术标准、学术标准。

　　“文革”开端后，天下学报都被停刊。1973年头夏，“文革”还没有完毕，但在中心的唆使下，天下10所综合性大学的学报同时复刊，《文史哲》是此中之一。

　　1973年11月，《文史哲》揭晓复刊后的第一期，有七篇“批孔”文章，两篇研讨《红楼梦》文章，触及时政的文章只要三篇，仅占比非常之一，在同期的学报中算很少的了。

　　“两个小人物”之一的李希凡写作此文时，刚从山大中文系结业不久，正在中国群众大学读研，仍常和《文史哲》编纂葛懋春通讯。据李希凡自述，这篇文章最后在北京找不到揭晓平台，只得寄回给母校的《文史哲》追求揭晓。但按照王学典的考证，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文史哲》的约稿。

　　文章揭晓后，疾速在天下掀起了大张旗鼓的《红楼梦》大会商，影响比此前的古史分期成绩还要大，从文学范畴溢出到全部文明圈。赵洪太回想说，昔时，编纂部没有一小我私家意料到这篇文章会激发这么大的反应。

　　“如今《文史哲》还远远没有到达我的幻想人文杂志排名，我的幻想是每期都该当有几篇论争，人仰马翻。”王学典说。

　　在《文史哲》现任主编、山东大学儒学高档研讨院施行院长王学典看来，因为山大汗青系正式建系工夫很晚，其时的一级传授数目比不上许多其他名校，气力不克不及算一流。但在上世纪50年月，山大汗青系走在了天下前线，缘故原由为什么？王学典对此曾特地撰文，以为这是由于山大在1951年兴办了《文史哲》杂志，山大汗青系的西席以此为平台，在天下学术界激发了一系列学术论争。

　　在决议复刊号内容时，他和吴富恒会商，最初决议要“批孔”，不要“批林”，由于“批林”必以政治为重，“批孔”自古有之，内容触及古典学术，也是山大所长。怎样在为政治效劳的同时，制止成为一当地道的多量驳文集，《文史哲》“必需不寒而栗地在学术与政治之间走钢丝”，刘光裕如许描述。他也认可：“但‘批孔’文章仍是以政治为母体，只是相对保护了学术刊物的威严。”

　　10月16日，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转交给中心各指导，指出李、蓝揭晓在《文史哲》上的文章“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讨威望作家的毛病概念的第一次当真的开战”。信中写道：“他们开初写信给《文艺报》，叨教可不克不及够攻讦俞平伯，被充耳不闻。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教师，得到了撑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这个阻挡在古典文学范畴迫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层唯心论的奋斗，或许能够展开起来了。工作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常常不留意，并常常加以拦阻。”

　　赵洪太指出，《文史哲》编纂部其时“无意识地指导展开这几场学术论争”。“在编纂会上杨向奎讲，30年月中国有一个现代史分期大会商，没有分歧结论，如今我们要搞个现代史分期大会商，如许能够进步《文史哲》在实际界的影响。”他回想。

　　山大原校长徐鲜明对此曾有过一句精确的评价：“好像《文史哲》在山东大学兴办并不是偶尔缘故原由而至一样，李希凡、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在其他处所得不到撑持而最初不能不刊发在《文史哲》上，也并不是杂志掌管者们的一时血汗来潮。”

　　实践上，从1980年月起，《文史哲》也指导和到场了几回学术会商，但其影响力曾经没法和1950年月“五朵金花”期间比拟四川人文风景。好比四川人文风景，1998年5月，《文史哲》倡议 “儒学能否宗教”会商，张岱年、季羡林、蔡尚思等出名学者都到场了会商，但影响已不像畴前那样囊括全部学术圈。

　　中国人文学术的第二次转型从1978年开端。王学典指出，这是从“以阶层奋斗为纲”的学术范式，向“以当代化为纲”、移植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为特性的学术范式的转型，但这一次，《文史哲》没有处于最中心、最前沿的职位。

　　赵洪太则对《中国消息周刊》说，全部历程并不是正式的“约稿”。关于李希凡的文章，编纂部会商过两次人文杂志排名，第一次是葛懋春提到，李希凡对俞平伯研讨红楼梦有差别观点，“杨向奎说让他先看一下稿子”。第二次开会，编纂部曾经收到了文章，“杨向奎说，这篇文章和传统的红楼梦研讨纷歧样，有新概念，期望各人会商一下”。终极，《文史哲》决议揭晓该文章。

　　本年5月9日，中共中心总书记、国度主席、中心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文史哲》编纂部复书，对杂志几代编纂职员支出的勤奋作出必定，并对办妥哲学社会科学期刊提出希冀。

　　复刊前面对的主要成绩，是怎样处置学术与多量驳的干系。在校内举行复刊座谈会时，大都教师期望办一个学术刊物。但有些人在会下提示编纂部副主任刘光裕，不搞多量驳生怕不可。终极，刘光裕和编委会副主任吴富恒告竣共鸣：要走中心道路。

　　其时次要有三种说法，“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和“魏晋封建说”，《文史哲》对三个家数都奉献了代表性文章，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月刊载古史分期相干文章最多的杂志。在论争过程当中，此前在学术界处于边沿职位的唯物史观派逐步把握了支流线月，《文史哲》揭晓李希凡、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人文杂志排名，攻讦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四川人文风景。10月10日，《光嫡报》又登了李、蓝二人针对俞平伯《红楼梦研讨》一书的书评《评〈红楼梦研讨〉》。

　　面临新时期的办刊情况，综合性大学学报该怎样办，是《文史哲》不断在考虑的成绩。对此，王学典以为，该当逾越学科壁垒，以“成绩”为中间来整合学科，不该以“学科”为平台来切割“成绩”，要重点刊发那些《文学批评》、《汗青研讨》与《哲学研讨》等专业期刊欠好发、未便发、感应比力顺手、学科归属感不强的文章。

　　一名《文史哲》编纂阐发说，形成这类状况的身分有多种。上世纪50年月的学术刊物很少，倡议前沿话题的学术会商，很简单激发天下偕行的存眷，但到了80年月，学术期刊多了起来，《文史哲》遭到的存眷度就被稀释了。与此同时，学术期刊的专业化水平愈来愈高，好比汗青学科的顶尖刊物有《汗青研讨》，文学范畴有《文学批评》，哲学有《哲学研讨》。而在综合类刊物中，中国社科院1980年兴办的《中国社会科学》，疾速成为一本支流的哲学社会科学杂志，《文史哲》因为本身定位等缘故原由，职位遭到打击。

　　《文史哲》在创刊号“编者的话”中明白写道，办刊的目标是“登载新文史哲的进修和研讨笔墨”人文杂志排名，也就是说四川人文风景，枢纽在一个“新”字。本年93岁的山东大学外文系传授赵洪太是《文史哲》兴办晚期独一的门生编审，他对《中国消息周刊》说：“其时受华岗的影响，我们办刊物，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来从头研讨中文、汗青和哲学。”

　　1954年11月~12月，山大共构造了5次关于《红楼梦》研讨的座谈会，相干讲话都在《文史哲》上揭晓。在1955年第一期的26篇文章中，有16篇都是对俞平伯的批驳。这一期有一篇是山大汗青系传授吴大琨的《略论〈红楼梦〉的时期布景》，还促进了另外一朵“金花”的开放：本钱主义抽芽成绩。

　　如今，编纂部每一年都要开一次集会，阐发近况并猜测人文学科将来的开展趋向和能够的“热门”。王学典说，不克不及刻舟求剑，要自动反击，固然发的是他人的文章，但背后要表现编纂部的团体企图。

　　到了1981年，贺立华进入《文史哲》编纂部。他在回想文章中写道，老编纂经常对他说，统统征象都能够研讨，但《文史哲》的研讨只能限制在学术范畴内。《文史哲》不是电台、不是报纸，没法儿跟得那末快。它也不是《红旗》、《求是》用来宣扬时势政管理论的，《文史哲》是学术期刊，它只能研讨沉潜下来的汗青。

　　他举例说，有些文章考证做得很踏实，好比论证王维在哪一年诞生，也有学术代价，但这不是《文史哲》需求的选题。《文史哲》揭晓的文章，要有思辩性、实际性和归纳综合性，能进一步启示读者的考虑。别的，有些是老选题，好比农人战役成绩，在“文革”前就是“五朵金花”之一，学界会商了许多年，但此前受认识形状影响，对农人战役只能歌颂其反帝反封建感化，不克不及攻讦。1980年月，《文史哲》又开端无意识地指导对农人战役的从头评价，深思农人战役中的毁坏感化，这就是新概念。

　　其时，史学界有“五朵金花”，即环绕五大实际成绩睁开争鸣，此中的中国现代史分期、农人战役和本钱主义抽芽这“三朵金花”，皆以《文史哲》为次要阵地睁开会商。这些论争让山大汗青系名声大震，从而奠基了其在海内史学界的职位与影响力。

　　“从前都是把中国成绩‘西方化’，但如今我们要回归到30年月的‘两个标语’，一个是‘中国粹术化’，另外一个是‘学术中国化’。”王学典暗示，将来一段工夫，《文史哲》存眷的重点城市是“中国文化主体职位重修成绩”。

　　“两个小人物”的说法由此而来。这封信昔时并没被公然。《文史哲》编纂部只是听到一些传言，直到13年后的1967年，《群众日报》才将此信公然。

　　王学典还指出，从上世纪八九十年月开端，学术中间化的趋向愈来愈较着，学术资本更多地集合于北京和上海。他测验考试在北京和上海成立《文史哲》分部，让分部凭仗地缘劣势来组稿、约稿，但今朝，北京分部有几小我私家兼职事情，上海分部还没建成。2011年，《文史哲》创刊60周年时，他曾提出重修《文史哲》的学术中间职位，“但这个标语老被人笑”。

　　现任山东大学儒学高档研讨院党委书记的李一生于1986~2004年间在《文史哲》担当汗青学科的义务编纂。他对《中国消息周刊》指出，编纂部的审稿尺度中，最主要的是两条，一是选题自己能否充足“新”，二是文章的概念能否充足“新”。

　　“你要捉住一个期间学界最中间的成绩，要时辰感知到时期气氛的变革，经由过程铸造大众学术话题来让学者们参与会商，最好是争辩得不亦乐乎。2008年我寓目完北京奥运会落幕式弘大的局面以后，就感知到一个趋向，中国的文明开展正在发作标的目的性调解，从吹西风到吹春风。”王学典说。

　　王学典从2006年起担当《文史哲》主编，《文史哲》从2008年开端举行高端论坛，至今已办了九届。第一届主题是“中国文论遗产的担当与重构”。其时活着界学术话语系统中，对文艺实际的会商没有中国的声音，那末中国文论遗产另有无代价？王学典以为该当捉住这个选题，进一步鞭策会商。第二届主题是“中国哲学话语系统的范式转换”，由于这一年的热门话题是“汉话乱说”，此时曾经提出了厥后学术界的一其中心成绩：中国外乡学术的话语窘境，也就是中国成绩的“中国化”。

　　中国什么时候从仆从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和中国汗青上能否存在过仆从社会等成绩，干系到马克思主义的“五种社会形状”成绩，即怎样用马克思主义来注释中国汗青的开展。1951年，《文史哲》第二期揭晓了山大传授童书业的《中国封建制的初步及其特性》，疾速吸收了全部史学界到场会商。尔后，山大的杨向奎、吴大琨、赵俪生、王仲荦等西席接踵在《文史哲》上揭晓文章，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出名学者也纷繁参加，这场大会商不断连续到1956年仍未完毕。

　　在王学典看来，要办成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文学术刊物，不只是要发高质量的文章，最主要的是编纂部经由过程自立的选题设置，来引领学术新潮水。在上个世纪50年月，最前沿的学术标的目的，就是马克思主义。

　　复刊后的征订数字很快到达74万份，实践印了24万，受欢送水平远超一切人的预期。刘光裕阐发，由于《文史哲》没有转载“两报一刊”社论，也没有揭晓工农兵文章，作者最少都是学者。在其时满是政论的大情势下，使人线人一新。但复刊号揭晓后不久，刘光裕被迫分开，尔后几期，《文史哲》再次回归到多量驳文集。

　　在《文史哲》杂志编纂部的集会室，一进门，就可以看到整面墙上，吊挂着裱起来的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讨成绩的信》的手迹，题名工夫是1954年10月16日。这封信说起的“两个小人物”的一篇文章，其时让这本由山东大学自办的学术期刊完全“出圈”。

　　王学典暗示，《文史哲》不寻求转载率和影响因子。他指出，编纂部曾统计过人文杂志排名，在上世纪五六十年月，《文史哲》揭晓的文章以古典学术为主，但到了2000年前后，因为全部学科构造的调解，社科兴起，《文史哲》一度有些丢失，“发许多社科文章，并且甚么都发，以至发过研讨汽车市场、餐饮的论文”，落空了本人的本性和特征，一味寻求转载率、援用率和影响因子。

　　他在《“红楼梦研讨”多量驳缘起揭秘》中供给了一封李希凡于1954年4月13日写给葛懋春的信四川人文风景，信中写道：“关于俞平伯对红楼梦的评价成绩，我是筹办试写一下的。不外，由于工夫成绩，已往想把它放在暑期再搞。既然编委会需求，我们就试一下……”王学典以为， 《文史哲》正需求攻讦俞平伯的稿子，其时，批驳胡适、建立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界的职位是支流认识形状火急的使命。

　　1951年5月，在校长华岗的撑持下，《文史哲》正式创刊。最后，这是一本“同人”杂志，在山大汗青系传授杨向奎等人的建议下建立。1950年月，山台甫家云集，像陆侃如、冯沅君、童书业、萧涤非和赵俪生等出名学者都自动给《文史哲》写稿，不收稿费，偶然也兼任编纂。编纂部没有专职职员，社长是华岗，副社长是陆侃如、吴富恒。主编杨向奎卖力选题把关和稿件终审，经费靠华岗等人的捐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