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阿坝，素有“川青咽喉”之称，是全国唯一的藏族羌族自治州，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的主要发生地，是长江上游重要水源涵养地、黄河上游重要水源补给区，也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阿坝的美，在九寨沟、黄龙、四姑娘山、毕棚沟、松坪沟的山水中，也在若尔盖大草原辽阔广袤的原野上。这方被天地眷顾的净土，拥有旖旎的世界自然遗产四川人文元素有哪些、厚重的民族特色文化。

　　汉代以来，松茂古道人马接踵，“南方丝绸之路”上商贸与文化并存，各族儿女在这条通道上书写着民族融合与悲壮的家国故事。人文与地理相辅相成，共同构筑起人文地理的璀璨篇章。

　　作为长中红军经过人数最多、驻留时间最长、自然环境条件最恶劣、召开重要会议最多、军民鱼水情最深厚的地区，阿坝是长征精神具有代表性的见证地和承载地之一。

　　今年是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建州70周年。忆往昔，阿坝儿女砸碎封建农奴制枷锁，阔步踏上社会主义道路；传承红色精神、赓续红色血脉，不断拓展红色资源保护，利用新路子、构建新格局，发展新产业，实现了改革和全面小康两次“千年跨越”。

　　70载，阿坝儿女在这片土地上书写了生态保护、全域旅游、经济建设、脱贫攻坚、民族团结进步等一张张极具阿坝特色的答卷，探索了一个个生动的阿坝实践。

　　70载，英雄的传统在这里接续传承，奋进的热忱竞相涌现。站在新时代新征程新起点上，阿坝州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赓续红色血脉，有力担当履职，有效推动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阿坝提供着坚强保障。

　　70载壮丽征程，阿坝儿女绘就了欣欣向荣、团结奋进的恢宏画卷。风雨70载，今朝更辉煌，美丽的阿坝故事还在继续。

　　江河亘古流著名人文景观，水滨泽畔，文明滥觞。探寻华夏文明密码，离不开长江与黄河，若顺着二水逆流而上，便会在它们最相邻近之处，邂逅一片神奇而美丽的净土——阿坝。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的海拔在4000米左右，这里有一个叫查针梁子的地方，它据丘状高原之巅，两侧二水发源。山北之水向南汇入大渡河支流梭磨河，为长江支流；山南之水汇流为育嘎曲河（白河），在若尔盖县唐克多索克藏寺院附近汇入黄河。

　　当地流传着传说，曾经有一名仙姑在查针梁子编经织纬，绵亘百里上尽铺氆氇（可以做衣服、床毯等的毛织品）。一天，暴雨倾盆，氆氇上积满了水，仙姑起身抖动氆氇，雨水顺势向南北流去，同时，氆氇的形态促成了两种不同地貌，北方水草丰美，南方农田肥沃，一为牧区，一为农区。

　　阿坝的森林草甸、冰川湖泊、高山沟壑，藏满了此类浪漫传说，也藏着阿坝人的过往。人文与地理相辅相成，在悠远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塑造了阿坝独特的文化，亦如这里绝美的山水草木，共同构筑起人文地理的璀璨篇章。

　　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重阳节，岷江河畔的松茂古道上，一名诗人携带家眷与几名脚夫正踽踽而行风土人情的意思。诗人叫董湘琴，灌县（今都江堰市）名士，这次西行，是受松潘厅总兵夏毓秀招请，前去做幕僚。

　　松茂古道沿着岷江河谷在崇山峻岭中穿梭，漫漫七八百里，需要近半个月的时间。这条官道翻龙门，途经汶川、茂县介绍四川的文案，最后抵达松潘。当时，灌县和松潘分别是内陆和西北两地的物资集散地，松茂古道既是连接涉藏地区与蜀地的经济大动脉，又是各个民族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被称为“南方丝绸之路”。

　　在“三垴九坪十八关，一锣一鼓上松潘”的路上，董湘琴被民族风情和险峻奇丽的风景震撼，他将川西茶马古道一路的所见所闻所悟，写成万余字的游记诗《松游小唱》。

　　“《松游小唱》者，松潘之游，随游随唱也。”正是董湘琴这种接地气的创作理念，让《松游小唱》具备了民俗研究价值。

　　汶川桃关，位于汶川县南八十里的岷江东岸，南宋祝穆编撰的地理著作《方舆胜览》记载，这里远通西域，“公私经过，唯此一路”。董湘琴经过桃关，见两边高山耸立，异常险峻，感慨道：“我来此地重悲啸，白茫茫寒烟衰草，风景甚刁骚，抵一篇古战场文。”

　　汶川不只桃关险要，在今汶川县东北，一座刀切斧劈的石壁山崖危峰高耸，峭壁上“玉垒山”三字笔力遒劲，相传为三国蜀汉后主刘禅亲题。清代地理学家陈克绳对玉垒山亦有描述，他认为，“玉垒山”三字为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年）的无名文人所题。以上说法的真实性皆不可考。如今，唯有傲视群峰的玉垒山和姜维城遗址供后人怀古。

　　“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唐广德二年（764年），旅居成都的杜甫写下《登楼》一诗，让玉垒山文气倍增。尽管历代学者对诗中的“玉垒”是指如今都江堰的玉垒关还是汶川玉垒山存在争议，不过，结合诗的意境，有一部分观点认同杜甫所说的“玉垒”就是汶川的玉垒山。

　　彼时，吐蕃攻陷岷江上游松州（今松潘）、维州（今理县），茂州（辖今北川、茂县、汶川区域）危在旦夕。西汉扬雄的《蜀王本纪》和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都曾记载过汶川玉垒山下驻有军事城郭，是一处重镇。而灌县的玉垒关最早兴建于唐贞观年间，“玉垒浮云变古今”若是指灌县的玉垒关，便有些讲不通。边塞诗人岑参所言“玉垒天晴望，诸峰尽觉低”，便是描述玉垒山傲立群峰的盛景。

　　董湘琴领略了汶川雄奇山川和幽幽古意，继续沿岷江北上。来到茂汶较场口（今茂县叠溪镇较场村），董湘琴见此地险峻，“十里疲人退风土人情的意思，烟墩坡，一坡高垒”。叠溪四面皆山，西面的蚕陵山名字由来与古蜀王蚕丛相关，传说叠溪城北山上有蚕丛墓。清代四川的地理学家陈登龙所撰的《蜀水考》记述说，岷江“南过蚕陵山，古蚕丛氏之国也”。

　　如今，走进茂县羌族博物馆营盘山陈列展厅，精美的彩色陶器呈现在眼前。展厅所展出的文物都发掘自茂县凤仪镇的营盘山遗址。营盘山遗址地处岷江东南岸台地之上，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已出土数千件陶器、玉器、石器、骨器等遗物。据考古机构检测，这里出土的彩陶的化学成分更接近黄土高原仰韶文化及马家窑文化腹地出土的彩陶器物，而素面陶的化学特征显示出与本地黏土更为相似的特征，表明素面陶为本地自产而彩陶来自外地。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研究员陈剑介绍，四川地区和来自中原的仰韶文化就这样在一波一波的浪潮中越来越密切，这种交流促使岷江上游成了孕育古蜀文明的摇篮。

　　半个月后，董湘琴一行抵达松潘，这座古老的城池让他耳目一新。他在《松游小唱》中说：“见松潘一片孤城，四山环绕，如藩如屏。俯看全城，瓦屋鱼鳞，气象一番新。”

　　董湘琴所言的“气象”仍然可在如今的松潘古城中寻得影子。史载古松州“扼岷岭，控江源，左邻河陇，右达康藏”，自汉唐以来，此处均设关尉，屯有重兵。走进松潘古城，抚摸沧桑的城墙，千年前的军号仿佛仍在回响。街道两边客栈鳞次栉比，各色建筑带着浓厚回汉建筑风格。若遇“古城花灯会”，整座古城花灯齐放，绚烂多彩。前段时间火爆银幕的《长安三万里》中的云山城，原型便是松州古城。诗人高适作为节度使，戎马加身，往返于松潘与西域，写下了“蕃军傍塞游，代马喷风秋。老将垂金甲，阏支著锦裘”的诗句。

　　松州古城的“茶马互市”始于汉代，基于其重要的军事与商贸地位，自唐武德元年（618年），中央政府便在此置松州。唐文宗太和三年（829年），剑南节度使李德裕筹边，在这里修筑柔远城。现存的松州古城墙为明洪武十二年（1379年）平羌将军丁玉主导修建。

　　来到松潘古城东城门右侧，松州广场便呈现于眼前。广场左方是一组大型浮雕，再现了古松州空前兴盛的“茶马互市”场景，各族人在此交融，以茶易马，以马换茶。朝廷在松州设有“茶马司”和“盐茶署”，专管茶马及盐贸易。

　　史料上未有文成公主进藏的路线，有一种观点认为，文成公主由西安出发，经今宝鸡、天水至松潘，再从金川、丹巴到木雅地区，最后逾唐古拉山口，经黑河（那曲）到达拉萨。入藏后，文成公主推行历法，为后来藏族天文历算的创建打下了基础，她还让随行的工匠将刺绣、纺织、种蚕、酿酒、造纸等技术教授给吐蕃人民，促进了当地农业和手工业发展，为民族团结融合作出了贡献。

　　如今，在松潘北门外不远的川主寺半坡上，有一块大岩石上留有一双足印，相传这是文成公主经过松潘时留下的。实际上，这代表了当地人对文成公主的怀念和感谢。

　　在文成公主入藏140多年后，一名传奇的女诗人又与松州邂逅。那是唐德宗贞元五年（789年），气质美若兰、才华馥比仙的薛涛被剑南节度使韦皋所赏识，让她做自己的校书著名人文景观。当时各地官员到成都述职时，往往都要先向薛涛进礼。韦皋认为薛涛的做法坏了自己的名声，一怒之下他将薛涛贬到松州。后蜀时期何光远的《鉴诫录》持另一种说法，认为薛涛频繁与官员、名流交往令韦皋吃醋，因此被流放。

　　前往松州的途中，薛涛体会到了无以名状的寂寥，她写下了《笔离手》《马离厩》《鹦鹉离笼》《燕离巢》等十首著名的离别诗，这十首诗是用犬、笔、马、鹦鹉、燕、珠、鱼、鹰、竹、镜来比自己，而把韦皋比作是自己所依靠着的主、手、厩、笼、巢、掌、池、臂、亭、台。只因为犬咬亲情客、笔锋消磨尽、名驹惊玉郎、鹦鹉乱开腔……引起主人的不快而厌弃。这十首诗有着一定的文学价值，也可从中窥见女性在那个时代的卑微。

　　薛涛住在松州城北7公里处的高屯子，这里依山傍水，东边蜿蜒的岷江东逝，西边横亘一条沟谷，沟中溪流从钙华石上流淌，水呈，当地人叫黄水沟，想必与今黄龙景区的景致相似。黄龙沟口便是龙安古道，为古松州到成都的东路，从绵阳、广元、成都过来的商品物资在此集散。

　　《薛涛吟诗图》 1984年 沈道鸿 作（蓬州闲士摄于成都望江公园清婉室，图片来源：四川方志图库）

　　另一面，韦皋看到薛涛托人从松州寄来的《十离诗》，心生同情，又召其回成都。薛涛在松州待了一年多，据说当时有名村妇经常送来成捆的高山杜鹃给薛涛作引火烧柴。薛涛见此花美丽而顽强，便给它起名“素仙花”，后来她将其带回成都，自然没有办法养活。不过，她从松潘带回的“西仙花”却在成都平原广泛散播。这种花娇艳动人，花期短，薛涛竟有了同病相怜之情。后来成都的文人骚客觉得花如伊人，便冠名“虞美人”。

　　阿坝的人文地理给薛涛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垂暮之年，薛涛惊闻松州地区战事又起，在成都的她写下《筹边楼》：“诸将莫贪羌族马，最高层处见边头！”薛涛劝各位将领不要贪图羌族的骏马，筹边楼的最高层可看到边塞的尽头。筹边楼为李德裕所建，可登高览胜，又具备军事功能，他任西川节度使时收复过被吐蕃占据的维州城，西川一带因此民安物阜。由于当时的将士目光短浅，贪婪掠夺，招来了与羌族的战争，而唐军又没有抗御的能力，导致西川的首府成都遭受战争的威胁。

　　薛涛作诗劝诫将士，祈祷和平，在松州悲壮悠远的历史中，留下了柔情的回响。如今松潘、黄龙一带杜鹃成林，游人是否还记得起曾经在此旅居的女诗人以及她的人文情怀呢？

　　董湘琴在松潘辅佐夏毓秀，平乱善治，留下了一段德政佳话，之后两人纷纷被提拔。夏毓秀晋升四川总督，后来参加了甲午战争；董湘琴被授候补知县头衔,但他性格耿介，厌恶官场丑恶，选择回到灌县，最后隐居成都百花潭。来时“一锣一鼓”著名人文景观，走时清风一阵，董湘琴留给阿坝一个厚重而朴实的历史背影。

　　在阿坝的历史上，功成身退的清官并不少。他们为官一任，在彼时艰苦的条件下保持初心，为民谋利，书写了清正担当的阿坝故事。

　　明代的陕西人王元正与大才子杨慎（杨升庵）为同年进士，王元正胸怀大义，胆识过人，见明武宗朱厚照整日猎奇玩乐不理朝政，便作《五子之歌》讽劝他。嘉靖三年（1524年）朝廷爆发事关皇统问题的“大礼议”事件，背后实则是以首辅杨廷和为主的士人要求加强内阁以限制皇权。王元正与杨慎等死伏紫禁城金水桥至左顺门撼门大哭，最后都被打了几十大板，杨慎被贬云南，王元正被贬茂州。

　　任茂州知州时著名人文景观，王元正主修《威茂通志》，以文教化风俗，并在茂州重修军事设施长安堡。他在玉垒山下设有书房，在石碑上留有“山水间读书处”题字，石碑如今保存在威州民族师范学校。偶尔，王元正仰望天空，九顶山峰若隐若现，他作《观九顶山》感叹时运不济：“我来坐笑情无限，要得凭高望帝京。”后来王元正逝世于茂州知州任上，杨慎为其写祭文，说自己与王元正“同病相怜，同忧相救”。

　　在王元正之前，茂县历史上还有一名被当地人铭记的清官著名人文景观，即明永乐年间任茂州知州的陈敏。陈敏治理茂州有方，深得民心。其父母去世后，他离任回家丁忧，一百多羌民向皇帝奏请，说陈敏“抚驭有方，民得安业”。任期满时，当地百姓自发奏请皇帝挽留风土人情的意思，朝廷特准陈敏升为成都府同知，仍治理茂州，以知府副职兼任州“一把手”的操作前所未有，《明史》因此说：“以监司秩莅州，前此未有也。”

　　陈敏在茂州带领百姓开荒引灌，修路架桥，迁学修城，移风易俗，茂州的基建、民情在其治理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时，附近黑虎寨的羌民到茂州掠夺，被官兵所获，按律当斩。但陈敏秉持仁义之道，与黑虎羌民盟誓后，把人放了。从此，黑虎羌民不再掠扰茂州。

　　解决社会治安问题后，陈敏严肃司法以正视听。当时的按察使陈泰无故杖死番民，作为一省司法，办案时杖死番民在当时并不算太大的事，但是也属实违法。陈敏坚持上书皇帝此官，陈泰反诬陈敏，但皇帝从各方得知的信息显示，陈敏清白耿介，确实没有污点，于是便把陈泰撤了职。

　　在茂州任职近30年，陈敏自始至终秉持民族融合的理念风土人情的意思，其处世之道和治理之方极具资政、镜鉴价值。后人评价他“开茂州教化之先”。不过，他“以监司秩莅州”，让自己的官职比很多上司官职还高，他因此遭到庸官忌妒，最终被罢任。解任后他和妻子居住在茂州，不久先后去世，夫妻二人合葬于茂州城南明门外，当时人们建有祠堂祭祀，后来到茂州任职的历朝官员都要去拜谒。清朝知州丁映奎在《谒明陈公墓》中曾称赞陈敏：“有身殉百姓，无地慰双魂，考古名斯在，镌碑墓幸存，千秋宜俎豆（祭祀用品），一献愧鸡豚（小猪），为语都人士，无忘三十恩（陈敏留茂三十年）。”如今，陈敏墓具体位置已无从寻觅，茂县羌族博物馆内还保存着陈敏的墓碑。

　　陈敏的功绩不仅在于其担当有为，藏学专家、重庆理工大学教授贾霄锋表示，在土流参治的体制中，开明的封疆大吏或流官对于推动土流共治，增强土司对于中央的向心力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陈敏就是典型代表。他推动了汉藏友好关系发展，也稳定了政局，发挥了土流参治的功用。

　　古时，阿坝地区并未完全融入中原王朝的教育制度体系，人们走科举入仕最后践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不那么浓烈。不过，宋代威州（今理县桃坪）出了一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

　　谢方叔出生于南宋宁宗庆元六年（1201年），他从小聪明伶俐，智慧过人，熟读儒家经典。嘉定初年，谢方叔告别双亲，只身到成都求学。嘉定十六年（1223年）谢方叔中进士，后历任监察御史、刑部侍郎、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参知政事等。他曾上书宋理宗，希望皇帝居安思危，“秉刚德以回上帝之心，奋威断以回天下之势”。

　　淳祐十一年（1251年），谢方叔知枢密院事，同年拜左丞相。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羌族宰相，见南宋大厦将倾，他想有所作为。

　　一次，南宋境内阴雨连绵。理宗忧心忡忡地召集宰相谢方叔和郑清之，问他们：“这雨这样下风土人情的意思，对麦子无害吗？”郑清之回答说：“问题不大，但放晴了更好。”谢方叔则回答：“麦子似无害，可是蚕事畏寒，恐少减分数。”可见，谢方叔关注百姓生计，对百姓庶民的关心程度要比郑清之更为宽泛、深刻。

　　南宋中后期，全国上下土地兼并成风，谢方叔不顾权贵豪强的利益，冒着风险谏言皇上推行“限民名田法”。谢方叔刚直不阿、不畏权势，在险恶的南宋官场终究斗不过宦官和奸臣，他最后被罢相，到江西一个叫午乔泉的地方居住下来，并于南宋咸淳八年（1272年）在那里安详离世，四年后，蒙古大军攻破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

　　尽管阿坝地区如谢方叔那般以出仕践行家国理想的人寥若晨星，但阿坝各族儿女心中始终装着家国，使命在心，国之所需，他们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四川人文元素有哪些著名人文景观。第二年，厦门、宁波等几座重要城市相继被英军攻下。前线告急，道光皇帝发出“六百里加急谕令”给四川，要求在松潘属内挑选精兵，前赴浙江军营听候调遣。

　　危难形势下，大金川千总阿木穰和瓦寺土司守备哈克里临危受命，率大小金川屯兵和理县五屯屯兵等藏羌儿女2000余人，头戴虎皮帽，骑上高头战马，在松潘集结完毕。人们用哈达、藏号欢送跨着战马出征的藏羌勇士。他们历经各种磨难，历时3个月终于抵达浙江宁波。

　　“这些士兵从松潘出发的时候天气还有些寒冷，到了宁波，天气炎热，他们没有其他衣服可换，可以想象当时条件有多艰难。”阿坝州文物考古研究所典藏部主任黄清华说，“但是他们没有丝毫怨言，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抵御外敌，展现了中国人的团结和韧性。”

　　藏羌远征军分为两部，一部由阿木穰率领，在总指挥段永福部进攻宁波城；二部由哈克里率领，在总指挥朱贵的旗下进攻镇海。

　　攻打宁波的战斗打响，仅有简易火枪和长矛的藏羌士兵集结城下，被英军用火枪居高临下射杀，死伤惨重。英军还用大炮对着完全暴露在街巷的藏羌士兵猛烈开炮，最终，阿木穰和他率领的300余名藏羌士兵大部分壮烈牺牲。

　　朱贵所率领的另一支藏羌远征军在哈克里的指挥下，投入招宝山威远城的战斗。由于武器装备悬殊，藏羌勇士伤亡惨重。哈克里英勇地拔出战刀与英军肉搏，最后中弹阵亡。藏羌男儿用血性和勇气，书写了保家卫国的英雄史诗。据《宁波市志》记载，战役结束后，英军装尸5船，退往宁波，英军也不得不承认“自入中国来，此创最深”。

　　阿木穰、哈克里等藏羌勇士喋血浙东疆场的爱国壮举，受到当地民众尊崇。他们在宁波慈城镇大宝山西麓建立“朱贵祠”，阿木穰、哈克里等藏羌勇士的英名，被安置在祠中祭祀。而他们的辫子和腰牌等遗物，则被送回到老家安葬介绍四川的文案。如今，在汶川三江镇、理县甘堡藏寨、金川县万林乡等地，安埋勇士鞭子和遗物的“辫子坟”常会有人去祭奠，他们的英雄事迹也将代代流传，凝结为中华民族精神谱系中关于家国情怀的不朽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