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虽是明代董其昌提出的观点，但却是中国历代许多文人所身体力行的。在没有现代交通工具的古代人文景观图片，文人在著书立说之外，用简易的交通工具和双脚丈量大地，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存。从他们的诗文中和留下的行迹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当时的社会百态、文化习俗，还能感受到古人丰富的精神世界。让我们追寻古代名人的足迹，看看他们给我们留下的文化地图吧。

　　“壮游”一词，最早可能见于杜甫所作《壮游》一诗，诗中杜甫回忆了自己青少年时游历祖国河山的经历。这个词后被用来翻译英文grand tour。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上层社会的青年在毕业前，往往要做一次远足旅行，到希腊、罗马等欧洲文明发祥地深度遨游一番。前辈翻译家或许敏锐地发现，这种深度遨游与杜甫所说的壮游颇为相似，便把这个直译为“大旅行”的英文词翻译为“壮游”。

　　在中国古代，文人饱读诗书之外，游历名山大川的不乏其人。但是，称得上壮游的，也许司马迁是最早的人之一。似乎很少有人把孔子的周游列国称作壮游，也许是因为生于乱世的孔子，少了些司马迁的优游不迫四川唯一的少数民族，多了些仓皇局促。或许，只有大一统的背景才能为壮游提供必要的社会条件。

　　西汉初期，统治者致力于恢复农业生产，稳定社会秩序，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措施，社会安定，清明，经济繁荣，形成历史上称誉的“文景之治”。后元三年（前141年），刘彻即位，是为汉武帝，开创了我国封建社会第一个被称为盛世的时代。

　　在昂扬向上“兴造功业”的社会氛围中，司马迁不甘“耕牧河山之阳”，从故乡韩城来到首都长安，见到父亲司马谈四川唯一的少数民族。此前，司马迁已熟读经史，师从经学大师董仲舒、孔安国，天文学大家唐都等人，饱览诗书。父亲鼓励他趁着年轻，不仅要读书，还要“行万里路”。因此，他胸怀凌云壮志，秉承父命，踏上了万里壮游的行程。

　　司马谈为什么支持司马迁出游呢？这是因为，建元五年（前134年）至元光六年（前129年）间，司马谈由太史丞升任太史令，这使他产生了强大的使命感：准备写一部记载“明主贤君忠臣义士”的历史著作。司马谈自觉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希望儿子也能继承这项事业，成为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贵州人文风情介绍。

　　为了实现这个宏愿，有必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以增长见识。基于此，司马迁开始了出游，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记载了自己的行程：

　　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司马迁这次游历，从东到南，从南至北，曲曲折折，穿插迂回，足迹几乎遍及全国。他先到长江、淮河流域，而后渡过淮河、泗水，“如淮阴”（《史记·淮阴侯列传》），到淮阴之后，他注意收集韩信早年的逸闻轶事，在《史记·淮阴侯列传》里，司马迁记录了韩信报答漂母“一饭之恩”西双版纳人文风情、胯下之辱等故事。

　　然后，司马迁一路南下人文景观图片，到达会稽。据说大禹曾在此地会集诸侯，计算贡赋，后人便以会稽为地名。当地有一个深不见底的洞穴，据说只有大禹曾经进入其中，因此叫作“禹穴”。司马迁为了一探究竟，亲自深入此洞，探索大禹遗迹。

　　司马迁接着游历姑苏太湖，姑苏即今苏州，风光秀丽，司马迁在这里欣赏游玩，感到心旷神怡，稍作整顿，便溯江而上，“适长沙”（《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目的是探寻楚国伟大诗人屈原的遗迹。屈原的事迹四川唯一的少数民族，此前没有记载，司马迁经过亲身采访，后来在《史记》中写出《屈原贾生列传》，诗人屈原从此永存史册。在湖南，司马迁还游历沅水、湘江，登上九嶷山，专程探访虞舜的遗迹贵州人文风情介绍，拜谒先贤。

　　游历过南方，司马迁回头又向北方走去。他渡过汶水和泗水，来到儒家的发源地齐鲁。西汉初，经由经学家董仲舒建议，统治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受到前所未有的尊崇。司马迁“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遗风”，他此行来到孔子故地，就是想实地研究孔子的行为和学说，以及观察儒家礼乐教育在这里所起的教化作用。为此，他还“乡射邹峄”，专程到邹县、峄山西双版纳人文风情，观看此地的儒生如何练习乡射的礼节等贵州人文风情介绍。

　　旅途中，司马迁也曾像孔子一样，遭遇了困难，“厄困”于“鄱、薛、彭城”。这段不太美好的回忆，反映在《孟尝君列传》中，在篇末“太史公曰”中，他这样说：“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他认为，此地风气不佳，都是孟尝君不加分别地招揽“任侠”所导致的。

　　然而，这并没有影响他游历的热情，司马迁继续前行。彭城的沛县丰邑是汉高祖的故乡。汉初的重臣樊哙、郦商、夏侯婴贵州人文风情介绍人文景观图片、灌婴、周勃、萧何、曹参等人，都是在这里生长或是在这里参加起义的。民间流传着不少他们早年的故事。这些故事对了解他们的出身和人生经历，是很珍贵的资料。司马迁对汉高祖刘邦的故事有极大的兴趣，他仔细搜集当地百姓的谈论。这些乡间关于刘邦的故事和传闻，对司马迁了解刘邦的身世、婚姻及种种不平凡的事迹很有帮助，因而被收录进《史记》名篇《高祖本纪》之中。

　　离开彭城，司马迁经过楚地，观光了战国四公子之一春申君的故城宫室。巍峨宫室，未遭破坏，仍然存在。他不由得赞美道“盛矣哉”（《史记·春申君列传》）；他“过大梁之墟”（《史记·魏公子列传》）——秦国决河水淹大梁城，魏王投降，都城被毁，魏国也就灭亡了。司马迁站在大梁城的废墟上，只见一片瓦砾，秋草萋萋……他非常倾慕魏国的信陵君，在《史记》里，专门写了《魏公子列传》。司马迁在这里辗转徘徊，看得非常认真，特地请求当地人指引他去寻找侯嬴做监者时的夷门。所谓夷门，就是大梁城的东门。

　　这次游历考察大约有两三年的时间，大概在元朔五年（前124年）或者六年（前123年）间，司马迁回到长安——在交通不发达的两千多年前西双版纳人文风情，能游历偌大的地域实在很难得。在“行万里路”的历程中，司马迁得到了“读万卷书”所难以获取的鲜活的历史和生动的故事。学者张大可在《百家汇评本〈史记〉》中评价道：

　　壮游是司马迁一生中的一件大事，他不满足于“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的书本知识，有目的有计划地到全国各地去做实地考察，接触伟大祖国壮丽的河山和勤劳的人民……除历史事件外，有关人物轶事，生动的民间歌谣俚语，无不广泛地做了记载。至于山川地理，古今战场更是了如指掌。总之，司马迁二十壮游，不仅使他获得了广博的社会知识，搜求了遗文古事；而且开阔了视野，扩展了胸怀四川唯一的少数民族，增长了他的识见和才干。这是《史记》成功的条件之一，在今天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万里壮游对司马迁文章的风格也有影响。苏辙认为，“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上枢密韩太尉书》）。

　　游历归来的司马迁正式踏入仕途。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于是迁仕为郎中”，郎中又名侍中，是皇帝的近卫官员，跟着皇帝出外巡行，国家有大事，常被派出代替皇帝宣达诏令。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司马迁“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筰、昆明”（《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谓“巴”，是汉郡名，治所在江州，今重庆市附近。“蜀”，汉郡名，治所在成都贵州人文风情介绍。“邛”，邛都，汉越嶲郡治所在地，在今四川西昌东。“筰”，筰都，汉沈黎郡治所在地，在今四川汉源东北。“昆明”，古地名，故地在今云南下关地区。司马迁此次出行，完成了游历我国西南地区的壮举。

　　司马迁通过南北东西四个方向的壮游，不但成就了伟大的历史巨著《史记》，而且提出了“龙门—碣石”（《货殖列传》）这条地理线——这是了不起的发现，历史地理学者唐晓峰解释说，“这条自山陕之间的龙门起，至于渤海边的碣石人文景观图片，是当时的一条农牧分界线”（《新订人文地理随笔》）。其实，这不仅是我国当时的农牧分界线，也是我国当时的自然风光四川唯一的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和人口分布的分界线，也许对后来胡焕庸提出著名的“瑷珲——腾冲”地理线有所启示吧。

　　如果循着司马迁的游历踪迹一路走去，我们将饱览祖国各地的壮丽河山，看到多彩的人文风景，体味不同的风土人情。即使随着司马迁的足迹在地图上做一次“神游”，亦是美矣哉西双版纳人文风情，美矣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