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日，华西都市报独家报道了四川大学图书馆的镇馆之宝——全手绘“四川全图”，让开眼界。这套全图由清代名家董邦达主持绘制于乾隆初年。《四川全图》为什么能够成为川大图书馆镇馆之宝？这套全图绘制的背景是什么？全图对后人研究这段历史有哪些学术价值？华西都市报为此采访到《蜀藏》主编、四川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李勇先博士，一一揭开《四川全图》鲜为人知的秘密。

　　全图写线.原图由绫面函盒盛装，盒口刻有《清初四川通省山川形胜全图》行书文字，而《四川全图》则由二十二年黎澍墨书题署图名，于首页。全图共计150幅，青绿山水画，各图独立成幅，没有装订在一起，每幅长宽约40.4×47.9厘米。

　　2.这套全图是由清代乾隆初年宫廷画家董邦达主持绘制。在第八十八幅《峨边营属归化太平捲木三汛》图左下题“臣董邦达恭画”，并有二枚钤印，据此可以判定绘制人为董邦达。史载董邦达“工绘事”，尤以山水画见长，颇得乾隆皇帝赏识。

　　3.由于《四川全图》先后辗转收藏，加之单独成幅，没有装订，错简自然不可避免。如果按照清代四川舆图排序的通例进行推证，《四川全图》极可能缺少全省总图1幅。从实际运用图集的角度看，150幅舆图，如果没有全省总图作索引，实在不便检阅；而单幅舆图的优势在于，使用者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随时组合、抽检，让舆图的军事作用发挥得更灵活、更有效。

　　作为现存四川最早的彩绘地图，《四川全图》仅此一本，或许正是因为孤本，所以格外珍贵，这也是能够成为川大图书馆“镇馆之宝”的一大原因之一。李勇先说，据他了解，类似《四川全图》这样完整的地图，仅有浙江省有一本。

　　其二，与其说这是地图，不如说这是艺术品。主持绘制《四川全图》的人是清代山水名家董邦达，2013年，董邦达的山水画在香港进行拍卖，一幅画拍出了3000余万元人民币的天价。四川大学图书馆的这150幅地图，其经济价值也是不可低估。这也应该是《四川全图》可以成为川大图书馆镇馆之宝的又一大理由。

　　董邦达（1696－1769），清代官员、书画家。字孚闻、非闻，号东山，浙江富阳人。雍正十一年进士，乾隆二年授编修，官至礼部尚书，谥文恪。好书、画，篆四川火锅英文介绍、隶得古法，山水取法元人，善用枯笔。其风格在娄东、虔山派之间。与董源、董其昌并称“三董”。

　　由于董邦达既是地位很高的官员，同时又擅长作山水画，而且皇帝还颇为欣赏其画艺，所以在他流传众多的作品中，有一部分是属于“臣字款”的画幅，就是专门为皇帝而画的作品。2013年11月25日，香港佳士得举行了中国古代书画专场，其中最高价拍品为董邦达作品《岩间瀑布》，以3260万港币成交。

　　全手绘《四川全图》一共有150幅，包括了乾隆时期四川的150个府县，无一遗漏。而李勇先手上则有一套再造善本《四川全图》，2011年由巴蜀书社出版，仿真印制。在一个方正的盒子里，150张府县地图静静地躺在里面。他介绍，这是目前现存四川最早的彩绘地图，绘制的时间应该是清军第一次平定大小金川期间。

　　为什么要绘制《四川全图》？四川大学校长谢和平在《四川全图善本再造》序言里一语道破：“《四川全图》亦称《清初四川通省山川形胜全图》，乃清乾隆初年用兵金川时为军事目的所作。”李勇先也介绍称，在各图醒目位置题记仓常平仓、监仓、社仓等廒的位置与储粮数目、驻扎官兵位置与各级绿营驻防马、步、战、守兵员额、塘铺位置与路线走向等，传递出强烈的军事意图。换言之，《四川全图》可以通俗地理解为那个时期的“”。

　　当时，大小金川的叛乱严重阻碍了内地与边疆的经济文化联系，在这种背景下，清政府派出官兵平定。尽管大小金川的面积不大，人口也不多，但清政府的仗打得非常艰难，前后进行过两次。第一仗从乾隆12年持续到13年，第二仗从乾隆34年一直打到乾隆41年，清政府最终耗费了上千万银两，上万官兵的死伤才得以平叛四川火锅英文介绍。

　　大小金川的地盘并不大，清军为何要绘制全川地图？李勇先解释道，“那么多的清兵，粮食储备，军队驻扎，通讯运输，这些都是很现实的问题。之所以要绘制全川地图，就是为了了解整个四川地区的形势、关隘、运输、交通还有粮食的储备情况，要把全川的情况摸清楚，把这些信息告诉给皇帝以决策。”

　　指着“成都府”地图，李勇先向记者一一介绍，粮食存放在哪里，数量多少，官兵驻扎在哪里，有多少人……该图上方亦有这样的描述——“成都府常平仓叁万贰千捌百肆拾捌石零；八旗驻防官捌拾伍员兵贰千壹百陆拾肆名。”对此，李勇先称，这是清政府便于在急需的时候征调物资和官兵之用。

　　据史料考证，董邦达是浙江富阳人，从未来过四川。那他为何能够绘制四川的？李勇先猜测，有可能是当时四川地方政府提供的图样，董邦达在此基础上召集人进行绘制。而这150幅地图绘制好之后，则作为军用绝密文件一直保存在宫中。

　　至于，《四川全图》何以由清宫辗转至四川大学图书馆，并被视为镇馆之宝？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尚为一个未解之谜。

　　在《四川全图善本再造》序言中，有如下文字记述了《四川全图》的“身世”：“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之后，该图从宫中流落民间，为嵩犊山尚书所得，辛亥之后，由廖劲伯收藏，后几经流转，为四川大学图书馆珍藏。”

　　而据李勇先介绍，《四川全图》先后留有两人序文与跋。一九三一年四川省盐运使梁正麟跋云：“（该图）于内地及边藏山川形胜、道里、兵额、钱谷数目皆记载无遗。”一九三三年，著名历史学家黎澍序文：“（该图）可考国家之盛衰，山川之险要，地理之沿革，制度之变迁。”故此，李勇先判断，《四川全图》应该被这两个人收藏过。但后来是如何到了川大，至今找不到相关的记载。

　　由于这些地图几经沧桑，三分之二的幅面已有一定程度的虫蛀现象，出于保护的目的，四川大学图书馆长期以来对其进行特殊收藏，不能为广大读者所接触和使用。所以，此次展出《四川全图》的真迹，足以一饱眼福。

　　另据四川大学图书馆馆长马建刚介绍，特藏中心采用恒温恒湿的方式保存全图，古迹藏书的库房是清一色的樟木柜，特藏中心的管理与银行金库一样，钥匙被多名工作人员保管，缺少其中任何一把钥匙，都无法开启特藏中心。华西都市报记者李寰

　　李勇先作为研究历史地理的专家，为了考证《四川全图》上记载的地名和位置是否正确，他参考了大量方志等文献，对《四川全图》中的成都府、郫县、夔州府、涪州等四幅图进行过考证，他说，《四川全图》上绝大部分地名和方位，与地方志上的记载相吻合，这也说明其史料价值的珍贵，如成都天府新区中央商务核心区所在“秦皇寺”地名就见于《四川全图》中。

　　不过，成都府地图上有一个叫“九贤桥”的地方，按照地理位置分布，应该是现在的“九眼桥”，董邦达绘制地图上为何标成“九贤桥”，李勇先说，他目前未找到相关文献记载，还没有一个正式答案。当然，《四川全图》上，也有个别之处与地方志的记载不一致。如《郫县图》上的何武墓方位与地方志记载不相吻合。

　　据李勇先介绍，从《四川成都府图》反映的内容来看，该图所记载的部分地名及其相关名胜古迹一直保存到现在，如昭觉寺、文殊院、武侯祠、青羊宫、薛涛井、五块石等，也有许多地名以街名的形式传承了下来，而与之相关的历史建筑和文物古迹却已荡然无存，如红牌楼、驷马桥、惜字宫等等。还有许多地名，如清代官署衙门、传递公文的铺塘以及满城、大鼓楼、小鼓楼、护国庵等四川变脸英文，已经从今天的地图中完全消失，与这些地名有关的建筑名胜在经历了数百年城市沧桑巨变之后早已难觅踪迹，而《四川成都府图》却为我们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历史信息，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

　　从公开信息来看，《四川全图》何以为四川大学图书馆收藏，难以考证，因之成谜。如有知其更为详实流传脉络的，欢迎致电华西传媒集群新闻热线、或添加华西都市报QQ报料平台（号码：130069110）、或关注华西都市报官方微博微信及新闻客户端，与我们互动，我们期待您解开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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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图写线.原图由绫面函盒盛装，盒口刻有《清初四川通省山川形胜全图》行书文字，而《四川全图》则由二十二年黎澍墨书题署图名，于首页。全图共计150幅，青绿山水画四川变脸英文，各图独立成幅，没有装订在一起，每幅长宽约40.4×47.9厘米。

　　2.这套全图是由清代乾隆初年宫廷画家董邦达主持绘制。在第八十八幅《峨边营属归化太平捲木三汛》图左下题“臣董邦达恭画”，并有二枚钤印，据此可以判定绘制人为董邦达。史载董邦达“工绘事”，尤以山水画见长四川火锅英文介绍，颇得乾隆皇帝赏识。

　　3.由于《四川全图》先后辗转收藏，加之单独成幅，没有装订，错简自然不可避免。如果按照清代四川舆图排序的通例进行推证，《四川全图》极可能缺少全省总图1幅。从实际运用图集的角度看，150幅舆图，如果没有全省总图作索引，实在不便检阅；而单幅舆图的优势在于，使用者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随时组合、抽检，让舆图的军事作用发挥得更灵活、更有效。

　　作为现存四川最早的彩绘地图，《四川全图》仅此一本，或许正是因为孤本，所以格外珍贵，这也是能够成为川大图书馆“镇馆之宝”的一大原因之一。李勇先说，据他了解，类似《四川全图》这样完整的地图，仅有浙江省有一本。

　　其二，与其说这是地图，不如说这是艺术品。主持绘制《四川全图》的人是清代山水名家董邦达，2013年，董邦达的山水画在香港进行拍卖，一幅画拍出了3000余万元人民币的天价。四川大学图书馆的这150幅地图，其经济价值也是不可低估。这也应该是《四川全图》可以成为川大图书馆镇馆之宝的又一大理由。

　　董邦达（1696－1769），清代官员、书画家。字孚闻、非闻，号东山，浙江富阳人。雍正十一年进士，乾隆二年授编修，官至礼部尚书，谥文恪。好书、画，篆、隶得古法，山水取法元人，善用枯笔。其风格在娄东、虔山派之间。与董源、董其昌并称“三董”。

　　由于董邦达既是地位很高的官员，同时又擅长作山水画，而且皇帝还颇为欣赏其画艺，所以在他流传众多的作品中，有一部分是属于“臣字款”的画幅，就是专门为皇帝而画的作品。2013年11月25日，香港佳士得举行了中国古代书画专场，其中最高价拍品为董邦达作品《岩间瀑布》，以3260万港币成交。

　　全手绘《四川全图》一共有150幅，包括了乾隆时期四川的150个府县，无一遗漏。而李勇先手上则有一套再造善本《四川全图》，2011年由巴蜀书社出版，仿真印制。在一个方正的盒子里，150张府县地图静静地躺在里面。他介绍，这是目前现存四川最早的彩绘地图，绘制的时间应该是清军第一次平定大小金川期间。

　　为什么要绘制《四川全图》？四川大学校长谢和平在《四川全图善本再造》序言里一语道破：“《四川全图》亦称《清初四川通省山川形胜全图》，乃清乾隆初年用兵金川时为军事目的所作。”李勇先也介绍称，在各图醒目位置题记仓常平仓、监仓、社仓等廒的位置与储粮数目、驻扎官兵位置与各级绿营驻防马、步、战、守兵员额、塘铺位置与路线走向等，传递出强烈的军事意图。换言之，《四川全图》可以通俗地理解为那个时期的“”。

　　当时，大小金川的叛乱严重阻碍了内地与边疆的经济文化联系，在这种背景下，清政府派出官兵平定。尽管大小金川的面积不大，人口也不多，但清政府的仗打得非常艰难，前后进行过两次。第一仗从乾隆12年持续到13年，第二仗从乾隆34年一直打到乾隆41年，清政府最终耗费了上千万银两，上万官兵的死伤才得以平叛。

　　大小金川的地盘并不大，清军为何要绘制全川地图？李勇先解释道，“那么多的清兵，粮食储备，军队驻扎，通讯运输，这些都是很现实的问题。之所以要绘制全川地图，就是为了了解整个四川地区的形势、关隘、运输、交通还有粮食的储备情况，要把全川的情况摸清楚，把这些信息告诉给皇帝以决策。”

　　指着“成都府”地图，李勇先向记者一一介绍，粮食存放在哪里，数量多少，官兵驻扎在哪里，有多少人……该图上方亦有这样的描述——“成都府常平仓叁万贰千捌百肆拾捌石零；八旗驻防官捌拾伍员兵贰千壹百陆拾肆名。”对此，李勇先称，这是清政府便于在急需的时候征调物资和官兵之用。

　　据史料考证，董邦达是浙江富阳人，从未来过四川。那他为何能够绘制四川的？李勇先猜测，有可能是当时四川地方政府提供的图样，董邦达在此基础上召集人进行绘制。而这150幅地图绘制好之后，则作为军用绝密文件一直保存在宫中。

　　至于，《四川全图》何以由清宫辗转至四川大学图书馆，并被视为镇馆之宝？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尚为一个未解之谜。

　　在《四川全图善本再造》序言中，有如下文字记述了《四川全图》的“身世”：“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之后，该图从宫中流落民间，为嵩犊山尚书所得，辛亥之后，由廖劲伯收藏，后几经流转，为四川大学图书馆珍藏。”

　　而据李勇先介绍，《四川全图》先后留有两人序文与跋。一九三一年四川省盐运使梁正麟跋云：“（该图）于内地及边藏山川形胜、道里、兵额、钱谷数目皆记载无遗。”一九三三年，著名历史学家黎澍序文：“（该图）可考国家之盛衰，山川之险要，地理之沿革，制度之变迁。”故此，李勇先判断，《四川全图》应该被这两个人收藏过。但后来是如何到了川大，至今找不到相关的记载。

　　由于这些地图几经沧桑，三分之二的幅面已有一定程度的虫蛀现象，出于保护的目的，四川大学图书馆长期以来对其进行特殊收藏，不能为广大读者所接触和使用。所以，此次展出《四川全图》的真迹，足以一饱眼福。

　　另据四川大学图书馆馆长马建刚介绍，特藏中心采用恒温恒湿的方式保存全图，古迹藏书的库房是清一色的樟木柜，特藏中心的管理与银行金库一样，钥匙被多名工作人员保管，缺少其中任何一把钥匙，都无法开启特藏中心。华西都市报记者李寰

　　李勇先作为研究历史地理的专家，为了考证《四川全图》上记载的地名和位置是否正确，他参考了大量方志等文献，对《四川全图》中的成都府、郫县、夔州府、涪州等四幅图进行过考证，他说，《四川全图》上绝大部分地名和方位，与地方志上的记载相吻合，这也说明其史料价值的珍贵，如成都天府新区中央商务核心区所在“秦皇寺”地名就见于《四川全图》中。

　　不过，成都府地图上有一个叫“九贤桥”的地方，按照地理位置分布，应该是现在的“九眼桥”，董邦达绘制地图上为何标成“九贤桥”，李勇先说，他目前未找到相关文献记载，还没有一个正式答案。当然，《四川全图》上，也有个别之处与地方志的记载不一致。如《郫县图》上的何武墓方位与地方志记载不相吻合。

　　据李勇先介绍，从《四川成都府图》反映的内容来看，该图所记载的部分地名及其相关名胜古迹一直保存到现在，如昭觉寺、文殊院、武侯祠、青羊宫、薛涛井、五块石等，也有许多地名以街名的形式传承了下来四川火锅英文介绍，而与之相关的历史建筑和文物古迹却已荡然无存，如红牌楼、驷马桥、惜字宫等等。还有许多地名，如清代官署衙门、传递公文的铺塘以及满城、大鼓楼、小鼓楼、护国庵等，已经从今天的地图中完全消失，与这些地名有关的建筑名胜在经历了数百年城市沧桑巨变之后早已难觅踪迹，而《四川成都府图》却为我们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历史信息，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